蔡锷与袁世凯(2)

辛亥革命网 2019-04-08 09:49 来源:文史拾遗 作者:谢本书 查看:

蔡锷与袁世凯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绝顶聪明的人物,他们都曾经有过叱咤风云的经历,以及影响一时的显赫功绩。

  蔡锷到北京,袁世凯表面上还是很热情的,先派人赠以万元大礼,又连续委以重任,先任命其为陆军总编译处副总裁(总裁为袁氏北洋派大将段祺瑞),后又陆续任命为政治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海陆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办事员、全国经界局督办等,甚至还一度想任命蔡为“陆军总长”呢!这既是对蔡的重视,更是对蔡的笼络。

  蔡锷呢,这时对袁世凯颇有点“痴心妄想”。他离滇前曾说:“现在总统袁世凯,原是我们的政敌,戊戍那年因为他临时告密,我们师友,有的死,有的逃,现在想起来,犹有余痛。但衡量中国现在的情势,又非他不能维持。我此次入京,只有蠲除前嫌,帮助袁世凯渡过这一难关。”也就是说,为了新生的民国,他愿意“蠲除前嫌”,把中国建设好。所以蔡锷到京后,对袁世凯委给的重任,是热心的,对袁世凯充满着幻想。

  然而,蔡锷对袁世凯的幻想和热情没有维持多久,就逐渐为袁世凯独裁、卖国、称帝的行径所扑灭,幻想遂成为泡影。

  袁世凯接受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二十一条”,引起蔡锷极大不满。他在参政院会议上发表了一个多小时的演说,要求拒绝“二十一条”,主张下定最后作战的决心。但袁世凯竟然接受了“二十一条”,粉碎了蔡锷的幻想。这是促使蔡锷从拥袁到反袁的重要一步。

  1915年8月,鼓吹帝制的“筹安会”一成立,给蔡锷以更大的震动。“筹安会”成立宣言发表的第二天,蔡锷即搭乘晚车急赴天津,与梁启超等商量了一夜,最后作出了要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兵讨袁的决定。此后,蔡锷即与各方面秘密联络,然后逃出北京,于1915年12月19日现身昆明,与各方面反袁人士汇合,于12月25日宣布云南独立,护国讨袁。蔡锷不顾自己身患重病的体质,亲赴川南战场,指挥战斗。

  战争中,由于云南兵力有限,与北军实力悬殊太大。所以有人认为“蔡锷等人在西南的军事行动对袁世凯根本形不成威胁”。主要的川南战场打得相当艰苦,叙府得而复失,纳溪三易其手,泸州形成拉锯,护国军一度非常危急,险遭失利,护国军虽然实力有限,但他们用勇气和胆量打响了第一枪,并坚持了下来,促成中外局势重大变化,全国响应,北洋军内部分裂,帝国主义各国态度也变化了,最终导致了帝制复辟的失败。蔡锷的人格精神显示了不可战胜的力量。

  三、晚节,一个不容忽视的道德准则

  在历史研究中,对历史人物评价,我较为重视历史人物的晚节,也就是重视考察历史人物的最后表现。我曾在一篇评论历史人物的长文中,谈到要从发展的观点去看待和评价历史人物时认为,历史人物不是孤立的,固定不变的,而是处在不断变化之中的。他(或他们)可能愈来愈好,也可能愈来愈坏;可能由坏变好,也可能由好变坏;可能时好时坏,也可能平平庸庸。这一切都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一般说来,第一种人是肯定的,第二种人是否定的,第三种人基本上是肯定的,第四种人基本上是否定的,至于第五、六种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里事实上提出历史人物最后的表现,即晚节在评价历史人物中的重要性,指出第三种人由坏变好,基本肯定;第四种人由好变坏,基本否定。

  晚节,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道德准则,因而应成为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尺的一个重要的原则。有人对这个认识提出不同意见,认为这是“晚节定性论”、“以晚节论一生”。固然晚节不是历史人物的一生,但却是历史人物评价的一个关键点。

  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优秀传统就是重视晚节。我们民族是一个重视晚节的民族。南京夫子庙晚晴楼,取李商隐所作“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诗句之意,反映了自古以来中国人对晚晴的赞赏。人们重视晚晴,也就是对晚节的高度重视。一个人晚节不保,整个一生的事业都要打折扣。袁世凯这个“混世魔王”,敢于为了个人某种权力和私利,冒天下之不讳称帝,那么他过去做过的那些事,即使是有益的事,难道就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的利益吗?晚节不保,葬送一身的事例,在历史上,在现实生活中,都是随处可见的。袁世凯晚节不保,便成了实实在在的“反面教材”。

  这里我们不妨再举一个典型的晚节不保的汪精卫为例。汪精卫的前半生,也是一腔热血的青年,不为无功。但抗日战争时期投降日本,成了国家、民族的叛徒,当了几年“儿皇帝”。有作者虽然也说,不能为其翻案,但却例举了他“曲线救国”的若干“好处”。说什么,汪精卫的投降日寇,不失“救亡之初心,他才另立政府跟日本人合作,跟日本人合作有以下的好处”。第一,用日本人的工业基础和企业管理经验,发展中国经济。之前满洲国傲人的成绩,全世界有目共睹。第二,在汪精卫治下地区,不会发生大规模战乱,令百姓生灵涂炭,让子弟兵血流成河。第三,越早跟日本人停战,就能把日军赶到东北去对付苏联。美苏往中国运送武器弹药打日本,可战场在中国,死的都是中国人,毁的是中国的家园啊!第四,与其让苏联坐收渔人之利,不如跟日本停战合作,这才是汪清卫的战略思维。现在分析来看,一点都不过时,就是很有远见的决定。日本跟苏联比,还算是有良心了。

  该作者还说,汪精卫与蒋介石都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如“蒋介石同意跟日本合作,只要二人(指蒋、汪)一条心,当时中华大地四亿同胞所受苦难将会小得多”。这是什么话?名义上说不为汪精卫投日翻案,却为汪精卫投日找到许多“好处”,实际上说汪精卫的晚节并非不保,这不是翻案又是什么?我们能够为这样晚节不保的历史罪人去解脱吗?这是绝对不行的。

  蔡锷与这类晚节不保的人,完全不一样。他虽然只活了34岁,一生却做了不少好事。更重要的是,他活着的最后一年,为四万万人争人格,高举了反袁护国大旗,为人民立了新功。而在他的声望达到顶点时,却忽然病逝,完美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这样崇高的晚节,评价自然就比较高。后来的国共两党领导人都给蔡锷予以高度评价,这就不奇怪了。

  蔡锷与袁世凯的有着不同的聪明品位,不同的晚节,其结果就有了不同的评价。坚持晚节,作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道德准则,即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一种价值尺度,对今天生活着的现实的人们,也是一种启示和鞭策。

  近日读到一篇文章指出,国内外有一股势力鼓吹各种错误思潮,而“历史虚无主义是基础”。其中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以“再认识”、“再评价”为名,运用各种手段,特别是新兴媒体,否定和歪曲我国历史,现代革命史,党的历史等。这是很值得我们注意和警惕的。(作者为云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注释:

   (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册第532页,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

   袁家宾:《我的大伯父袁克定》,《周口文史资料选辑》2007年第1辑,第72页。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302页,张一麐眉批。上海,人文月刊社1936年版。

   石之轩:《袁世凯1916,悬崖上的龙椅》第185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张鸣:《共和中的帝制》第5、47、256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版。

   吕峥:《中国误会了袁世凯》封二说明,同心出版社2014年版。

   苏全有、贺科伟:《袁世凯传》(最新插图本)第413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张一麟:《心太平室集》第8卷第36页,中华书局1947年版。

   方激编译:《龙蛇北洋—— <泰晤士报>民初政局观察记》下册第482页,重庆出版社2017年版。

   (美)沙培德著、高波译:《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895-1949)》第9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梁启超:《护国之役回顾谈》,《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89页,上海, 中华书局1941年版。

   赵钟奇:《云南护国前后回忆》,《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105页。

   北京《政府公报》1913年第504期。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162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

   蔡锷一到北京、袁世凯派人赠以万元表示祝寿,蔡锷谢辞。陆军总次长陈宧劝说,如果拒绝,是对大总统的不礼貌行为,蔡才勉强接受。参见刘达武:《蔡松坡先生年谱》,1913年条,《蔡松坡先生遗集》集首,邵阳,亚东印书馆,1943年版。

   参见陶菊隐:《蒋百里传》第36-37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梁启超:《护国之役回顾谈》,《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88页,上海、中华书局,1941年版 。

   李文汉《关于蔡锷的几点回忆》,《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16页。

   李文汉:《蔡松坡年谱》1915年条,云南省嵩明县教育科石印,1943年。

   石之轩:《袁世凯1916,悬崖上的龙椅》第159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谢本书:《试论历史人物的评价》,《史学月刊》1965年第7期。

   刘光顺主编:《唐继尧研究》第483-485页,云南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

   陶菊隐:《袁世凯演义》第545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毛泽东1952年11月考察黄河,路过安阳时,看了袁世凯墓(袁林),即表示“留袁林做反而教材”。如果袁世凯不是“反面教材”,袁林怎么可能成为“反面教材”呢?

   黑云:《颠覆历史观!真正的袁世凯、蒋介石、汪精卫!》,《黑云杂说》2018年9月29日的“黑云网”。

   李慎明:《牢牢把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求是》2018年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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