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天炯及《何天炯集》(2)

辛亥革命网 2019-02-28 09:35 来源:团结报 作者:李长莉 查看:

何天炯,字晓柳,广东兴宁人。1903年赴日留学,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此后一直追随孙中山。但是,在后世记述辛亥革命及孙中山革命的史书中,鲜少见到他的身影。

  这一时期孙中山与日本的关系有所变化。随着日本的侵略行径日益加剧,特别是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国人反日情绪持续高涨,孙中山开始公开谴责日本侵略政策,在随后的二次广州建政时期,与日本也没有公开来往。但由何天炯与宫崎滔天的信函可见,孙中山一直没有放弃对日本的期待,希望何天炯尽快赴日活动,但何天炯对日本当政者唯利是图的本质有更清醒的认识,因而对与日本的公开来往有所阻止,同时通过宫崎滔天等民间友好人士保持私下联系,并通过招商合办实业等方式,取得日本民间商人的投资借款以补助财政。这些史事表明,孙中山阵营一方面公开反对日本政府的侵略政策,另一方面也在积极争取日本民间力量的支持,这些都出于维护革命政权的需要。

  其次,信函中也披露了一些孙中山阵营的“内情”。

  何天炯将滔天视为共同为孙中山革命事业奋斗的同志与挚友,所以在通信中对一些党内情况往往直述实情,直抒己见,甚至一些人事矛盾、自己对他人的看法,乃至对孙中山的不满等,也直言相告,很少顾忌。虽然这些内容出于他个人的视角与看法,但我们据此可以了解一些其他记载所没有或不一样的“内情”侧面。

  如所收信函最早一封写于1911年5月19日,为何天炯由香港发出,内容是向滔天详细讲述广州“三二九起义”(公历为4月27日)及失败的情况,时距起义发动及失败仅过去22天。起义当日先期抵穗的黄兴率部仓促发动起义,何天炯等次日抵达时,起义已败,遂与黄兴等返港暂避。此役是孙中山、黄兴等经过长时间精心策划筹备,举同盟会全力所作“破釜沉舟”之举,却以惨败告终,百余志士牺牲,同盟会遭受重创,士气低落。何天炯在此信中详述失败原因,归咎于有人协作不力,且指名道姓,无所避忌。由于此时他与黄兴同处,故这些说法很可能也是黄兴等人的看法。其中有些情况与后来及他人的一些陈述不尽一致,可相互参照。这封信中他以核心当事人及黄兴身边人提供的较早的 “现身说法”,是难得的史实证据。

  在任何群体内部,出现意见、权力、利益、派系、意气之争,是基于人类本性而难以避免的现象,但在正式记载或公开文字中很少如实反映出来,只有在知己之间的私下交流中才会有所表露。何天炯视滔天为同志和知己,在多封信函中述及革命党内部的人事争斗及他对这些内斗的厌恶。

  ▶遗文里的个人革命史

  从本书收集的何天炯文章言论、诗词、文书等资料,也可看到他的大致人生轨迹。他从一个受传统教育的读书青年,成长为坚定的革命者,并终生为民主革命奋斗的人生历程,他为革命事业作出的特殊贡献,以及对革命事业的体验、感受、认知与思考,为我们提供了观察这段历史的个人视角。

  何天炯在赴日留学到辛亥革命前长住日本的八年间,写下了不少感事怀人的诗词,可见他走上革命道路早期的一些观感和认知。从他刚到日本时眼见日本富强,对比清朝腐败衰弱而发出立志改革救国的感慨,由留学生拒俄义勇队激发的爱国热情,加入同盟会后与战友并肩革命的豪情,起义屡屡失败、队伍出现内斗时的忧虑,在人心涣散、生活贫困中对革命的坚守,对历次起义中牺牲战友的感怀,以及对故国家乡的思念。广州起义失败后,他与黄兴一起匿居香港时,二人常以诗遣怀,在诗注中可见黄兴读到他的思乡诗后“抚然泪涔涔下”的情景。

  1922年陈炯明广州兵变后,何天炯回乡避居近两年,其间所写的《山居一年半》,是他的回忆与自述。在此难得的空闲时期,他得以有时间和心境,追忆往事,感怀友朋,抒发情志,反省革命,虽然是随想随记,不成体系,但也正因此而多属直抒胸臆,有感而发。他对革命事业在辛亥革命前后方针和道路的变化也有自己的分析,他认为:“辛亥以前之革命,纯以主义为依归,而不杂于利害之见;辛亥以后之革命,虽以主义为号召,然已趋于利害之途。此将来成败之关键也,吾党勉乎哉!”显然,他对辛亥前后“主义”与“利害”宗旨侧重的不同,对追求“利害”超过“主义”的革命前途充满忧虑。

  何天炯在乡居期间,回忆往事,追怀先烈,反省革命道路的曲折及国民党内部纷争乃至发生叛乱的现状,为革命事业的前途而忧虑。他身为革命元老,深感自己有责任记述革命历史,倡扬革命初衷与先烈遗志,总结经验教训,向后继者提出警示与忠告,以对革命所陷之困境有所挽救。因此他着手撰写革命史书,定名为《革命史衡》,意为既是记述史实,也加品评衡鉴,使后继者能够有所借鉴与记取。计划撰写上下两篇,上篇为同盟会史,下篇为中华革命党史,并拟出写作大纲,涵盖了这两个时期的重大事件。他于1924年夏应孙中山之召再返广州时,上篇同盟会史已经完成初稿,为了补充资料及续写下篇,他在《广州民国日报》上刊登启事,征集资料,并刊出此书大纲。他在启事中直率而犀利地批评当下国民党的弊病:“纷争混乱,靡有纪极,党人信用,不见重于国中邦人,弱点亦大暴于天下,革命事功,几等于零。此殆先烈所不及料,抑亦后死所不能辞其责者。”他说自己“哀兹危局,无力回天”,只能记史论事,以警示后人,其宗旨为“秉至正之衷,对先贤则表彰事实,重节义也;论大局则特著兴亡,儆将来也”,其中不乏对党内弊端的批评针砭,但“其辞虽激,其心则公”。

  何天炯追随孙中山多年,历经同盟会、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三个时期,长期伴其身边担任助手,参与机要,与众多革命党人和相关日本人士交往,亲历亲闻许多重要活动,因而是了解较多的知情人。同时,他生性平和,淡泊名利,不参与党内派系之争,并立意秉持公正之心记史论事,如果此书能够完成并流传下来,必定是一部具有重要价值的革命史书。但可惜的是,此书尚未及完成他便离世,随后,正如他所担心的那样,国民党内斗激化,世事变乱之中,他已经写成的同盟会史书稿也散失不见,实为憾事。

  本书的出版,为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孙中山及其革命事业研究提供了新资料,开拓了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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