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天炯及《何天炯集》(2)

　　这一时期孙中山与日本的关系有所变化。随着日本的侵略行径日益加剧，特别是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国人反日情绪持续高涨，孙中山开始公开谴责日本侵略政策，在随后的二次广州建政时期，与日本也没有公开来往。但由何天炯与宫崎滔天的信函可见，孙中山一直没有放弃对日本的期待，希望何天炯尽快赴日活动，但何天炯对日本当政者唯利是图的本质有更清醒的认识，因而对与日本的公开来往有所阻止，同时通过宫崎滔天等民间友好人士保持私下联系，并通过招商合办实业等方式，取得日本民间商人的投资借款以补助财政。这些史事表明，孙中山阵营一方面公开反对日本政府的侵略政策，另一方面也在积极争取日本民间力量的支持，这些都出于维护革命政权的需要。

　　其次，信函中也披露了一些孙中山阵营的“内情”。

　　何天炯将滔天视为共同为孙中山革命事业奋斗的同志与挚友，所以在通信中对一些党内情况往往直述实情，直抒己见，甚至一些人事矛盾、自己对他人的看法，乃至对孙中山的不满等，也直言相告，很少顾忌。虽然这些内容出于他个人的视角与看法，但我们据此可以了解一些其他记载所没有或不一样的“内情”侧面。

　　如所收信函最早一封写于1911年5月19日，为何天炯由香港发出，内容是向滔天详细讲述广州“三二九起义”（公历为4月27日）及失败的情况，时距起义发动及失败仅过去22天。起义当日先期抵穗的黄兴率部仓促发动起义，何天炯等次日抵达时，起义已败，遂与黄兴等返港暂避。此役是孙中山、黄兴等经过长时间精心策划筹备，举同盟会全力所作“破釜沉舟”之举，却以惨败告终，百余志士牺牲，同盟会遭受重创，士气低落。何天炯在此信中详述失败原因，归咎于有人协作不力，且指名道姓，无所避忌。由于此时他与黄兴同处，故这些说法很可能也是黄兴等人的看法。其中有些情况与后来及他人的一些陈述不尽一致，可相互参照。这封信中他以核心当事人及黄兴身边人提供的较早的 “现身说法”，是难得的史实证据。

　　在任何群体内部，出现意见、权力、利益、派系、意气之争，是基于人类本性而难以避免的现象，但在正式记载或公开文字中很少如实反映出来，只有在知己之间的私下交流中才会有所表露。何天炯视滔天为同志和知己，在多封信函中述及革命党内部的人事争斗及他对这些内斗的厌恶。

　　▶遗文里的个人革命史

　　从本书收集的何天炯文章言论、诗词、文书等资料，也可看到他的大致人生轨迹。他从一个受传统教育的读书青年，成长为坚定的革命者，并终生为民主革命奋斗的人生历程，他为革命事业作出的特殊贡献，以及对革命事业的体验、感受、认知与思考，为我们提供了观察这段历史的个人视角。

　　何天炯在赴日留学到辛亥革命前长住日本的八年间，写下了不少感事怀人的诗词，可见他走上革命道路早期的一些观感和认知。从他刚到日本时眼见日本富强，对比清朝腐败衰弱而发出立志改革救国的感慨，由留学生拒俄义勇队激发的爱国热情，加入同盟会后与战友并肩革命的豪情，起义屡屡失败、队伍出现内斗时的忧虑，在人心涣散、生活贫困中对革命的坚守，对历次起义中牺牲战友的感怀，以及对故国家乡的思念。广州起义失败后，他与黄兴一起匿居香港时，二人常以诗遣怀，在诗注中可见黄兴读到他的思乡诗后“抚然泪涔涔下”的情景。

　　1922年陈炯明广州兵变后，何天炯回乡避居近两年，其间所写的《山居一年半》，是他的回忆与自述。在此难得的空闲时期，他得以有时间和心境，追忆往事，感怀友朋，抒发情志，反省革命，虽然是随想随记，不成体系，但也正因此而多属直抒胸臆，有感而发。他对革命事业在辛亥革命前后方针和道路的变化也有自己的分析，他认为：“辛亥以前之革命，纯以主义为依归，而不杂于利害之见；辛亥以后之革命，虽以主义为号召，然已趋于利害之途。此将来成败之关键也，吾党勉乎哉！”显然，他对辛亥前后“主义”与“利害”宗旨侧重的不同，对追求“利害”超过“主义”的革命前途充满忧虑。

　　何天炯在乡居期间，回忆往事，追怀先烈，反省革命道路的曲折及国民党内部纷争乃至发生叛乱的现状，为革命事业的前途而忧虑。他身为革命元老，深感自己有责任记述革命历史，倡扬革命初衷与先烈遗志，总结经验教训，向后继者提出警示与忠告，以对革命所陷之困境有所挽救。因此他着手撰写革命史书，定名为《革命史衡》，意为既是记述史实，也加品评衡鉴，使后继者能够有所借鉴与记取。计划撰写上下两篇，上篇为同盟会史，下篇为中华革命党史，并拟出写作大纲，涵盖了这两个时期的重大事件。他于1924年夏应孙中山之召再返广州时，上篇同盟会史已经完成初稿，为了补充资料及续写下篇，他在《广州民国日报》上刊登启事，征集资料，并刊出此书大纲。他在启事中直率而犀利地批评当下国民党的弊病：“纷争混乱，靡有纪极，党人信用，不见重于国中邦人，弱点亦大暴于天下，革命事功，几等于零。此殆先烈所不及料，抑亦后死所不能辞其责者。”他说自己“哀兹危局，无力回天”，只能记史论事，以警示后人，其宗旨为“秉至正之衷，对先贤则表彰事实，重节义也；论大局则特著兴亡，儆将来也”，其中不乏对党内弊端的批评针砭，但“其辞虽激，其心则公”。

　　何天炯追随孙中山多年，历经同盟会、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三个时期，长期伴其身边担任助手，参与机要，与众多革命党人和相关日本人士交往，亲历亲闻许多重要活动，因而是了解较多的知情人。同时，他生性平和，淡泊名利，不参与党内派系之争，并立意秉持公正之心记史论事，如果此书能够完成并流传下来，必定是一部具有重要价值的革命史书。但可惜的是，此书尚未及完成他便离世，随后，正如他所担心的那样，国民党内斗激化，世事变乱之中，他已经写成的同盟会史书稿也散失不见，实为憾事。

　　本书的出版，为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孙中山及其革命事业研究提供了新资料，开拓了新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