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重九起义与护国首义的传承关系

　　辛亥革命（包括武昌首义、昆明重九起义以及其他各省起义）和云南护国首义，是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两大政治事件。二者之间，在很多方面都有相同或相似之处，具有传承关系。

　　最早将两次起义联系在一起进行历史性概述的是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先生。一九一六年五月一日，孙先生回国后在上海参加云南都督府驻沪代表李宗黄主持的欢迎宴会时发表的讲话中称：

　　『云南起义，其目标之正确，信心之坚强，士气之昂扬，作战之英勇以及民心之振奋，回应之迅速，与黄花岗之役，辛亥武昌之役，可谓先后辉映，毫无轩轾，充分表露中华民族之正气，中华革命党之革命精神。不唯使筹安丑类胆战心惊，即袁世凯亦何异天夺其魄。胜负之数，不待蓍龟而可卜。另一方面，作伪心劳日拙，公道自在人心，彼贪天之功以为己力，假独立之名以遂行其私欲的，其最后必然归于失败，殆无疑义』。（注一）

　　两者的传承关系主要体现在：

　　一、孙中山先生是两次起义的精神导师、思想先驱和政治领袖

　　辛亥革命前，孙先生为了推翻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在建立革命组织、确定政治纲领、推动舆论宣传、发动武装起义等方面，作了大量工作。一九○五年八月二○日创建的中国同盟会，制定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并积极推动各省在东京的留学生建立同盟会地方组织，扩大会员。一九○六年初，同盟会云南支部正式成立，推举吕志伊为支部长。孙先生和黄兴还约见了杨振鸿、吕志伊、李根源、赵伸、罗佩金等人，强调「筹办云南地方刊物为刻不容缓之任务」。云南同盟会支部接受孙、黄建议，积极着手筹办。当年十月十五日《云南》杂志创刊号正式出版发行，至一九一一年武昌首义后停刊，五年内共发行二十三期。在各省同盟会创办刊物中，是办得最早、坚持时间最久、发行期数最多的刊物，在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反对英法帝国主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舆论作用。

　　辛亥革命•重九起义就是在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指引下，以云南同盟会员及其他革命人士为主体，领导和发动起来，并取得完全胜利的。

　　从护国首义来讲，早在一九一五年春，吕志伊受孙先生派遣，作为中华革命党代表前来昆明，策动起义。一九一六年一月在护国战争打响后，李宗黄受云南都督唐继尧委派，持唐氏上孙先生信，于一月九日抵达上海，面见中华革命党总务部长陈英士（曾任沪军都督），托陈将信转孙。唐信全文如下：

　　『中山先生侍右：君主肆虐，荼毒人民，我公以旋干转坤之手，建熙天耀日之勋，革除专制，还我民权。方谓永享共和，与欧美各先进国并驾齐驱，胥世界于文明之域。乃枭雄窃柄，大盗移国，会设筹安，实行帝制，举国靡靡，谁敢抗颜？继尧自入同盟会以来，受我公革命之灌输，始终无贰。甯忍以先烈士艰难缔造之共和国家，断送于袁逆之手？用是厉兵秣马，决与周旋。云南全省人民，亦复愤慨填膺，誓不与此獠共兹视息。然而地瘠民贫，兵单饷薄，虽如长沙子弟，能仗剑以先来；究嫌澶水师干，等孤注之一掷。所幸四方豪杰，云集回应，先声所至，鼓舞欢欣。我公撑天一柱，领袖群伦，窃盼登高一呼，俾众山之皆应；片言仗义，重九鼎以何殊。除以密函海内外同志一致进行外，并派李君宗黄驻沪，密与各方面同志相机接洽，或为楚材之借，或为蜀钟之应，或拔戟以共锄釆魁，或解囊而乐输义粟，总期早除袁逆之大憝，复我民族之自由。如蒙训示，当由李君就近趋候，禀承一切，切盼锡以南针，俾有遵守，翘詹伟画，无任殷拳。

　　唐继尧顿首 十二、二十七』

　　不几天，孙先生从东京来信，对唐氏派李为代表驻沪联络，深表欣慰，语多勉励，并告另有专函覆唐。同时声明中华革命党和他本人绝对全力支援云南护国首义军的壮举。

　　一九一六年四月二十七日，孙先生由东京抵达上海，五月一日李宗黄设宴欢迎，遍邀包括陈英士在内的各党各派在沪领袖人物作陪（五月十八日，陈英士即被袁世凯派来的刺客暗杀身亡）。

　　八天后的五月九日，孙先生在上海发布了《讨袁宣言》（注二），这是继一九一四年五月发布《讨袁告示》和《讨袁檄文》后的第三次讨袁令。《宣言》中痛斥袁氏『逆谋终不自掩，残杀善良，弁髦法律，坏社会之道德，夺人民之生计』、『欧战既起，袁氏以为有隙可乘，不惜暴其逆谋，托始于筹安会，伪造民意，强迫劝进，一人称帝，天下骚然。』对云南发动护国讨袁首义表示支持和赞同（『滇黔独立，文意豁然』），最后严正声明：『袁氏未去，当与国民共任讨贼之事；袁氏既去，当与国民共荷监督之责，决不肯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此一《宣言》，对于振奋人心，鼓舞士气，加速护国讨袁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推行共和政体，是两次起义的共同政治理念和追求

　　辛亥革命是缔造共和，护国首义则是捍卫和再造共和

　　早在一九○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孙先生在与俄国社会革命党首领吉尔约尼的谈话（注三）中，即强调：『我希望在中国实施的共和政治，是除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外，还有考选权和纠察权的五权分立的共和政治。』同年十二月二日，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注四）中，更提出了「政治革命」的主张，强调『民权主义，就是政治革命的根本』、『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这个「政治革命」，比我们现在推行的举步唯艰的「政治体制改革」激进得多，也更超前得多。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在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宣言书》（注五）中，再次强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尽扫专制流毒，确定共和，以达革命之宗旨，完国民之志愿』。「重九」起义就是在孙先生「共和」思想和云南独具特色的反帝（反对英、法帝国主义对滇侵略）思潮下发动并取得胜利的。

　　护国首义同样高举「共和」旗帜。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唐继尧等三十九人在五华山光复楼将军行署召开外来同志和本省上校以上军官及各机关长官会议，歃血为盟，宣誓讨袁，其誓词云：『拥护共和，我辈之责。兴师起义，誓灭国贼。成败利钝，与同休戚。万苦千难，舍命不渝。凡我同人，坚持定力。有渝此盟，神明必殛。』从歃血为盟的人员结构可以知道护国运动确实是云南各界人民的共同事业（注六）。

　　一九一六年一月一日在《中华民国护国军都督府讨袁檄文》（注七）和《为护国讨袁告全国同胞书》（注七）中，均有『翊卫共和，誓除国贼』、『五大民族，同此共和』、『众志成诚，不堕二相共和之政』的誓言。由于旗帜鲜明，各省纷纷响应，终于使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野心化为「新华春梦」。

　　共和政体是和君主专制政体以及各种形态的专制极权政体针锋相对、水火不相容的，实行共和就得给专制划上永久的句号。

　　纪念辛亥革命，反思百年，联系当前，展望未来，为了使国名与「共和」、「人民」四字相符，就必须实行宪政民主。「宪政」就是依宪执政，「民主」就是让人民当家作主，词义自明，毋庸多释。古代明君贤相还懂得「贤路当广而不当狭，言路当开而不当塞」、「防民之口，胜于防川」的治国之道。

　　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理念，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孙中山先生早年曾题书：『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应该说：建立共和政体，实行宪政民主就属于「世界潮流」的范畴，逆潮流而动是没有出路，不得人心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一浪高过一浪的民主革命运动席卷全球，当今顽固坚持专制政体的独夫民贼已经形单影只，屈指可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