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力山是时务学堂的学生吗?(2)

辛亥革命网 2018-05-09 09:08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邓江祁 查看:

长期以来,学界普遍认为秦力山是湖南时务学堂学生。但此观点不无问题。本文根据有关史料考证,认为秦力山不是时务学堂的学生。

  二

  然而,真理有时的确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笔者认真查考相关史料后认为,秦力山时务学堂学生之说,与史实并不相符。主要理由有三:

  第一,时务学堂学生名录中没有秦力山之名。时务学堂创办后,前后招生三次,补录两次,录取学生的类别有内课生、外课生、留学中文生、留堂试学生、附课生、调送北洋生等,具体名单均在《湘报》上公布。经查,这些名单中不仅没有秦力山的名字,甚至连秦姓学生也没有。

  第二,时务学堂学生对本校同学的相关回忆中,不仅没有提及秦力山,而且明确将秦力山列入时务学堂学生之外。1920年,梁启超在其《清代学术概论》之二十五节中谈及时务学堂旧生前往日本投奔他的情况时说:“启超既亡居日本,其弟子李、林、蔡等弃家从之者十有一人,才常亦数数往来,共图革命。积年余,举事于汉口,十一人者先后归,从才常死者六人焉。启超亦自美洲驰归,及上海而事已败。”其中,梁启超虽然说有十一个时务学堂的学生追随他到了日本,但这十一个人,除了林锡圭、李炳寰、蔡锷三人外,其他人的名字没有说明。冯自由后来在《东京高等大同学校》一文中说了这十一个人的名字:“从学者有前湖南时务学堂旧生林锡圭(述唐)、秦鼎彝(力山)、范源濂(静生)、李群(彬四)、蔡艮寅(松坡后改名锷)、周宏业(伯勋)、陈为璜、唐才质(法尘)、蔡钟浩、田邦璇、李炳寰等十余人。”1975年,彭泽周在《梁启超与东京大同高等学校》一文中沿用了冯自由的说法:“为追慕梁启超而继续亡命到日本来的湖南时务学堂的学生有十一人。这十一位青年是:林锡圭(述唐)、秦鼎彝(力山)、范源濂(静生)、李群(彬四)、蔡艮寅(松坡后改名锷)、周宏业(伯勋)、陈为璜、唐才质(法尘)、蔡钟浩、田邦璿、李炳寰等。”李喜所、元青所著《梁启超新传》中对这十一位学生的名字则是另一种说法:即为蔡锷、秦力山、范源濂、林圭、李炳寰、田邦璿、周宏业、陈为益(应为陈为鐄之误——引者)、朱茂云、李渭贤、唐才质等十一人。

  但是,对于这十一人,当年与秦力山为大同学校同学,后又一起创办《国民报》的时务学堂头班学生唐才质在《唐才常烈士年谱》中的说法冯自由、李喜所的说法又有不同:“(1899年)秋七月,公资送范源濂、蔡艮寅(后改名锷)、唐才质赴日本留学。戊戌政变以后,时务学堂学生感于当时社会黑暗势力之压迫,分别冒危险经上海而到日本者,有林锡圭(官书称林圭)、李炳寰、田邦璿、蔡钟浩、周宏业、陈为鐄、朱茂芸、李渭贤等,合计共为十一人。”在《唐才常和时务学堂》一文中,唐才质又说:“七月(8月)间,梁启超听说我们来沪,自日本寄函相招,又得到先长兄才常的资助,买轮东渡。到日本后,梁启超用以前在时务学堂教书的方法,让我们读书,写札记。随后时务学堂的学生林圭、李炳寰、田邦璇(璇同璿,下同)、蔡钟浩、周宏业、陈为鐄、朱茂芸、李渭贤等,都分别冒危险经上海而到日本,并我共十一人。梁启超在东京小石川久坚町,租了三间房屋,给我们居住,又延请日人重田,讲授日语等课,为投考日本学校的准备。”

  经笔者查考,上述三种说法中,唐才质所说的十一人的名字,在时务学堂同学录中都可查到,其中蔡锷、唐才质、李炳寰、周宏业(后由头班改入二班)、陈为鐄、朱茂芸、李渭贤等七人均为头班学生,而林锡珪、范源濂、田邦璿、蔡钟浩四人则为二班学生。而冯自由(彭泽周)的说法中,秦力山和李群在在时务学堂同学录中“查无此人”。李喜所、元青的说法则多了一个秦力山,少了一个蔡钟浩,而如前所述,蔡钟浩确是时务学堂二班学生。所以,唐才质的十一人之说应当是可靠的。

  此外,唐才质还在《自立会庚子革命记》一文中说道:“(梁启超)创设高等大同学校于东京,梁自任校长,聘日人柏原文太郎为干事。有前湖南时务学堂学生李炳寰、林珪、蔡钟浩、田邦璇、唐才质、蔡艮寅(后改名锷)、范源濂、朱茂芸、周宏业、陈为璜、李渭贤,及其他湘籍生秦力山、李群等十余人,横滨大同学校冯自由等七人,皆从学焉。”他还说:“今忆当日组军之始,结纳贤俊,凡参预或与闻军事者,类为一时名达,如容闳、严复,为欧美留学前辈;如龙泽厚、温宗尧、陈锦涛,为两粤学界巨子;如狄葆贤、何擎一,为南海先生高足;如徐宝山诸人,为长江会党领袖;如丁惠康(雨生中丞之子)、吴保初(武壮公长庆子),与当年谭嗣同、陈三立,有海内四公子之称;如傅良弼、蔡成煜、郑葆丞、黎科,留学日本,颇负时誉,傅有才名,张之洞颇器重之(后因傅君参加自立军事,又为张所杀害);如沈荩、何来保、杨概,或为《湘报》主笔,或为南学会会员;如陈犹龙,为两湖书院高材生;如秦鼎彝(即力山),为诸生能文章;而林锡珪(官书称林圭)、李炳寰、田邦璇、朱茂芸、蔡钟浩及其弟钟沅,则皆湖南时务学堂学生也。”在这两段话语里,唐才质都把秦力山、李群列于时务学堂学生之外,明确表示他俩是“其他湘籍生”,与“横滨大同学校冯自由等七人”,都不是时务学堂的学生。

  第三,秦力山曾明确表示自己不是时务学堂学生。自立军起义失败之后,幸免于难的秦力山曾于1900年12月深含悲愤地为在此次起义中英勇献身的志士作《汉变烈士事略》,其中有时务学堂学生林锡珪、田邦璇、李炳寰等人。在《李炳寰》一文中,秦力山说:“某识君(指李炳寰,下同——引者)最晚,又同学只两阅月,其昔年之行事多不详。但闻之述者曰:李氏子少不喜帖括,负经世志,随侍其父莲航先生治刑名学,鄙弃当世读书无行之士,故诸生中识之者鲜云。某之识君也,在己亥(1899年)之春,其时闻君将从某氏学煮樟脑,乃直诘其意之所在。曰:‘吾与其徇一时之浮名,以汩没吾脑之知觉运动,孰若一材一技,反得实际乎!’然究非君志也。君善记,历久不忘。湘之少年学英语者,以君为第一。梁任公之开大同学校也,先召之往,以君向肄业时务学堂,其及门者也。……公旋以是年十月归。”在这段话中,秦力山明确表示,他是在1899年(己亥)春才与李炳寰认识的,“其昔年之行事多不详”。后来两人赴日投奔梁启超,从当年八月到十月,在大同学校同学两个月。这清楚地说明,他们只是1899年东京高等大同学校的同学,而非1897年时务学堂的同学。如果他们真是时务学堂的同学,一不可能当时不认识,因为当时时务学堂的学生并不多,才100多人,而且李炳寰当时还是高材生;二是不可能“同学只两阅月”,因为时务学堂的存续时间将近一年。换言之,秦力山在这里已经明确地表示,自己并非时务学堂学生。

  三

  由上可证,秦力山并不是时务学堂学生,众多学者和时务学堂“继承者”湖南大学仅根据冯自由、赵必振的忆述,就认定秦力山是时务学堂学生的做法并不可取。

  时务学堂在中国历史上虽然存续不到一年,它究竟有哪些学生,谁是谁非,却一直争议不断。除前述秦力山外,之前,一些学者曾根据万武在《记蒋翊武之死》一文中的口述材料,认为蒋翊武也是时务学堂学生,但经周秋光先生考证,蒋翊武并非时务学堂学生。此外,还一些学者根据石陶钧在自传《六十年的我》中曾说自己“为(时务)学堂学生”,也认为石陶钧是时务学堂学生。但经笔者查考,发现石陶钧虽然在时务学堂学习过,但他只是一名寄读生,并不能算是时务学堂的正式学生。这些事实充分证明,在历史研究中,当事人事后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回忆资料,固然是我们重要的研究史料,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些史料有时并不正确或精准,因此,我们在运用这些史料之前,应当对其进行必要的考伪和考辨,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谨慎加以取舍,切忌盲目相信,草率引用,以免人云亦云,以讹传讹。

  (原载《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

关于我们 | 联系我们 | 合作支持 | 网站地图 | 网站律师 | 隐私条款 | 感谢表彰 | 在线投稿
2008-2021 武汉升华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鄂ICP备19017968号-1

鄂公网安备 4201850200407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