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瑜：治学三门径：义理、考据、辞章(3)

　　其实不然，新材料难得这是肯定的。但就以我自己的体会，只要你有那个眼光，有那个心去求取它，还是有可能的。比如我在日本讲学的几年就发现了一些日本人知道但不重视，而中国完全不知道的材料。我就利用那些文献做了一些研究。一个就是日本在锁国了两百年以后，第一次在江户末期，也就是1862年，这还是1868年明治维新之前，日本人开了一艘船叫作“千岁丸”到了上海，这是日本江户时期锁国两百年以后派的第一艘到中国来的船。以前日本人在唐宋元时期经常到中国来，但是后来锁国了两百年。这个船上载有各藩的武士，他们到上海来，一方面是准备跟中国人做生意，另一方面就是观察当时的中国。因为当时中国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日本人称为太平战事，还有英法联军打到中国的消息也传到了日本。日本人非常震撼，大有唇亡齿寒之慨，所以他们派这些人来看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因此这些武士——当时叫藩士——还有一项任务就是调查当时的中国，也就是同治年间中国的情况，他们写了很多日记、杂记带回去。日本人并没有十分重视这些材料，当然也有少数（人）的重视，有的把它铅印出来，更多的是把它复制出来了，日本人并没有对这个东西做研究。我在日本讲学期间发现了这些材料，认为非常重要。这些材料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明治时期中国的情况以及英法联军在上海的情况、太平天国跟淮军作战的情况。当时是曾国藩派李鸿章率领淮军到上海，李鸿章能够起家就是靠这个，原来他不过是曾国藩的一个幕僚。后来我就根据这些材料写了一本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叫做《“千岁丸”上海行——1862年日本人的中国观察》。这本书出版以后，当然不是说有很强烈的反响，因为这是很专门的东西，但作清史、中国近代史的很多专家高度重视这本书，认为对研究晚清史、研究太平天国史、研究英法联军侵略中国史有很重要的意义。另外我还有一个重要的想法，但他们还没注意到这一点，就是日本人的中国观发生转变是以此为开端的。在此之前，日本人对中国是崇拜的。1862年到中国以后，看到中国这么破败，当时英法联军除了打到北京、天津外，也在上海驻扎，而且说中国人非常害怕洋人，由此他们就变得很瞧不起中国人。“中国的读书人”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为什么中国人自宋以后名气比较低落。很有学问的一个读书人和日本武士的关系都蛮好，一见到那些洋人却吓得打哆嗦。比较而言，当时日本也很落后，也受到美英法俄的侵略，也有半殖民化的倾向。但是日本的武士腰杆没有弯下去，所以日本的武士跟英国人、法国人打交道很强悍，你强悍以后，英国人、法国人反而尊敬你，这些东西在我那本书上都写了。当然篇幅所限，我没有对这个问题做深入研究。当时日本跟中国的落后情况是相当的，为什么日本人的腰杆子没有弯下去，怎么中国包括官员见了外国人却是不像样子，读书人也是奴颜婢膝，所以这样就搞得日本人从原来对中国文化、对中国很崇拜的心理发生了变化，甚至于有一个武士——这个我书中都引了——说给我一万骑，我可以横扫中国。说这个话的时候，日本还是跟中国一样的半殖民地国家，它的武士居然有这种思想，所以它后来稍微强盛一点就侵略中国了。它侵略中国的想法萌生得很早，所以中国一定要强大起来，而且中国人的腰杆子一定要挺起来。你学习外来的文化是应该的，学习西洋、东洋这都是应该的，但是中国人要有自己的自主性，要有中国人的气节，这点非常重要。

　　根据我在国外讲学的经验，越是有骨气的人，人家反而越尊敬你，我在日本讲学和研究合作的有好几个单位，我对日本人历来是不卑不亢，而且我的工作精神使他们非常钦佩。他们一致地说这是他们请来的外国学者中最勤奋的人，所以我离开京都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时，居然全部工作人员站在走廊边上挥手致意，有个送行我的日本人说这是从来没发生过的。反之，有些人在那个地方实在是看不过眼，很不像样子，就是想留在那个地方得到一个教职，而且对日本人非常巴结，日本人对这种人可能要用，但是实际上内心反而是瞧不起的。我当时就想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在近代以来盛产汉奸？这个问题值得研究。汉奸出现在很多影视剧里面，而且完全没有人格，这个很糟糕。这个是从考据来谈，稍微谈远了一点。

　　考据就是要发现新材料，这是一个方面。再就是对于这些材料要进行辨析，这就有很多文章要做了，今天我只讲一点，就是材料。这是我父亲跟我讲的一个概念，以前我还不能完全理解，后来我自己做学术研究的时候，体会到我父亲这个话很有意思、很有道理。他说材料里，父子证或者母子证不如兄弟证。我小时候经常听我父亲讲这个话，有时候他不见得是跟我讲，而是跟他朋友讲。后来我在做学术的时候体会到了所谓父子证或者母子证就是同一条材料，比如《左传》里面有一条材料，《史记》引用了这条材料，以后《汉书》大量引用《史记》时也引用了这条材料，于是我们现在有学者为了证明他的材料丰富，论据强有力，就把这些材料都列起来，都列起来是可以的，但是这些材料是父子证，基本是一个来源。

　　而兄弟证是什么意思？它是不同的源头，举一个例子便于大家了解。当时大概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那个时候李自成之死是一个热门的讨论，而且还专门开了一个会，武大、湖大、中国社会科学院都有一些不错的学者参加了，小说《李自成》的作者姚老也都参加了，当时就是辩论李自成究竟在哪儿死的。当时主要有两说，一说是“湖南夹山说”，认为李自成当时没有牺牲，跑到湖南的夹山当和尚，所以湖南夹山有一个寺庙，那个寺庙和尚的名字很有皇帝的味道，读音又居然跟我的名字很相近，所以我记得很清楚，叫作“奉天玉”。“奉天承运，皇帝敕曰”，“奉天玉”很有一点皇帝的味道。也有说李自成被清军打到南下，一路溃败下来。我们认为他是到了武昌以后就南下到了通山，在通山死了。我举这个例子说明兄弟证是最有说服力的，这个会之后让我写一个综述（当时我还是比较年轻的学者），我的综述把这些东西都概括了。李自成死于通山有三方面的材料证明，而这三方面材料是互不相干的，那这就有说服力了。一个是清朝当时英王阿济格率领军队尾追李自成的残部，李自成的军队当时叫大顺军，英王阿济格不断有塘报报告给清朝，报告到多尔衮那里。当时顺治皇帝太小了，都是叔叔多尔衮管着，这个材料是一条线，当然它不是具体说李自成在那个地方死了，但是确定无疑的是李自成跑到了通城通山，就是我们湖北南边的山区，现在的咸宁一带。第二个材料的线索就是南明当时的唐王。崇祯皇帝在北京的煤山自杀后，南边的诸王——明朝有很多封王——纷纷地建号来抗清，其中唐王手下的一个大将叫何腾蛟，他也有个塘报给唐王，也是说李自成跑到鄂南的山区里面去了，根本没有说跑到湖南。这个材料跟英王阿济格的材料互相印证，他们两个人没有任何可能互相沟通，这个是兄弟证。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兄弟证就是通城、通山这一带的族谱、宗谱有若干记载，其中尤其重要的有一个“程氏宗谱”。程氏宗谱具体写了他们家哪一辈的祖先，当时带领着一股乡军，大概有几十个人，在山上看到有人骑着高头大马瞭望，对方当时只有几个人，就上去围而打之，把那人打死了。其中有一个人左眼失明，而李自成以前作战的时候留下了左眼失明的特征，而且他的马镫上面还有龙纹。这个马镫现在还在通山的博物馆里面展出。这个很有可能是，这一小股乡军，也就是乡下的军队、宗族的军队，准确来说也不叫军队，就叫武装，打死了李自成。可能当时李自成带了几个人在这看地形，结果就被打死了。所以李自成一生身经百战，最后居然翻在一个小阴沟里面，在这死了。所以我在这考证的是兄弟证，程氏不可能和阿济格通了风报了信吧，也不可能和南明大将何腾蛟互相联系吧？所以这三个材料大体殊类、非常相近。前面两个清或南明的材料说明李自成的余部——当时称他们“寇”——跑到湖北南部的山区里去了，即现在的通山县这一带。而程氏宗谱具体地说了他们哪一代的祖先带着几十人，把这几个骑高头大马的人给干掉了。而从这个骑高头大马的人的种种遗留物来看，包括宝剑这些东西，都不是一般人用的，很有可能是李自成。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材料，我写综述的时候起码用了五个人的材料，而我认为李自成死在通山，所谓的“通山说”可能性比较大。这是得到了兄弟证的证明，这是考据。考据需要有尽可能的多重证据，“孤证不立”，这是我们中国，特别是乾嘉考据学派经常用的一句话。“孤证不立”，要有旁证，而且要讲究所谓的“内证”“外证”。

　　乾嘉考据学派的这些做法跟我们现在非常推崇的德国19世纪后期的兰克史学很相近，兰克是强调“史料即史学，史学即史料”——他甚至把话说得太绝对了一点，这是高度强调史料的重要性，没有史料就不要谈什么史学论著，他也是讲了“内证”“外证”等，跟乾嘉考据学派使用的考据方法非常相近。所以胡适有个说法说得很对，就是中国17、18、19世纪初期的乾嘉考据学派，虽然研究的对象是古书古物，但是研究的方法完全是现代化的，跟西方近代文明兴起的时候所用的分析归纳的、所谓理性主义的分析事物的实证的方法是完全相似的。不过我们中国是研究古书古物，人家是研究一个新事业，区别在这个地方。如果我们今天要研究一个新事业，乾嘉考据学派的那些考据方法，我们今天还是要继承和发扬光大的。而且乾嘉考据学派有一句话，我们今天如果谈到考据的话可以记住，就是做学术考证就好像“老吏审狱”。就是说，我们今天做考据，就要像一个老吏在那里办案、审讯犯人那样严格、那样一丝不苟、那样没有漏洞才能定案，才能定铁案。

　　三、辞章

　　辞章也很重要，辞章之学有两种极端的说法都各有它的道理，但是我们要取其综合的思想。有一种观点，是讲西汉的大文学家扬雄，说“文章不值钱”，是“壮夫不为”“雕虫小技”。“壮夫不为”就是很雄壮的汉子不去干这个事。雄壮的汉子要干什么呢？就比如后来东汉时候的班超，班超的文章也写得很好，是个文人，后来他投笔从戎。这是一种观点，认为文章没有什么价值，文章就是文人耍笔杆子。还有一种跟它完全对立的观点认为文章太重要了，就是曹丕认为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是高度重视文章的作用。

　　我觉得应该取中庸的态度，文章还是很重要的，但是也不要把文章说得太重要，还是得要靠人的实践。

　　因为这个世界是靠人们的实践去推动的，所以也不能说得好像有一篇好文章就能解决问题。但文章也是非常重要的，就义理、考据和辞章而言，你的义理、考据还是要通过“妙手著文章”，也就是有好的文章才能传播开来，才能成为一种学术的精品。但是中国古人的史学家和史学工作者历来对文章有保留。所以中国史学家非常害怕文学家、文人注释和修志，怕他们“以文害义”，怕他们写得不准确。比如说欧阳修，他也修史，写《新唐书》。有人一对照，还是认为《旧唐书》可靠些，因为欧阳修文采太好了，而且他有时候容易出现错误。所以我今天在文学院讲这个问题，可以供大家参考一下。就是说文章重要，文采也非常重要，但是不能“以文害义”，就是指写史是写骈文，指在纪实、纪史的时候，第一还是要准确。大翻译家严复说“信达雅”，他说的是翻译文章，第一位还是“信”，第二位要“达”，“雅”就是文采很好。所以我在写文章，包括写史学论著的时候，尽可能地遵循严复先生的“信达雅”，不能把“雅”放在第一位。首先要“信”，你讲的事情是真实的、准确的。当然“雅”也很重要，文章太粗俗的话，尽管它谈的是很重要的事情也很难看、很难吸引人。所谓“言而无文，行之不远”，这是讲文采的重要性。文章要有文采，才能够传达得广远。如果没有王勃的《滕王阁序》，谁知道那个滕王阁，更不会知道滕王阁举行的那次宴会。王勃太妙了，20几岁，少年英才，那文章真是太好了。这是“言而有文，传播四方”。所以这很重要，“言而无文”是“传之不远”“行之不远”。所以文采还是很重要的，但是“信”永远是第一位的。

　　【作者】冯天瑜，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