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城市记忆中的孙中山（1925—1949）(3)

　　1935年春，虽然建造中山医院的全部经费尚未落实到位，但是国立上海医学院还是在枫林桥购得40亩土地开始建设中山医院。是年6月建造中山医院的工程正式动工，至次年12月竣工落成。以时任市长吴铁城为首的上海市政府为医院建成提供了院基拆迁、配套修筑市政道路等诸多便利。1937年4月1日，中山医院举办了规模盛大的开幕典礼暨国立上海医学院落成礼，仪式于下午2时举行，典礼秩序：（1）唱党歌，（2）向党国旗及总理遗像行最敬礼，（3）恭读总理遗嘱，（4）主席致词，（5）报告两院建筑经过，（6）上海市党部代表训话，（7）上海市市长训话，（8）卫生署署长训话，（9）来宾致词，（10）宣读祝词，（11）行揭幕礼（孔宋霭龄女士），（12）摄影，（13）茶点，（14）参观，（15）礼成”。虽然中山医院的创设几乎全部是借助社会力量而成，但从其开幕典礼的秩序安排可见，党国体制与总理教化仍是全面渗透其间。

　　中山医院刚刚落成之时，仅有主楼及“量才堂”各1座，建筑面积约136万平方米，有病床450张（实际开放为300张），初设内、外、妇产、眼、耳鼻喉等科，大部分医护人员来自上海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医院（今华山医院）。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后，中山医院先后改名为第六伤兵医院及国际第一医院，3个月内收治伤兵2万余人。在上海华界地区沦陷、医院院址被日军盘踞之前，该院在颜福庆领导下，把全部伤病员和医疗设备转移至上海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医院。1939年后，医院部分医护人员迁至云南、重庆等地。

　　三、 孙中山符号的毁灭、争夺与重塑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孙中山作为夺取政权与实施统治的象征符号，历经毁灭与重塑，遭遇反复争夺。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期间，战火绵延之处，“大上海计划”建设的市政成果毁于一旦，孙中山纪念物更是遭受日军刻意的破坏和羞辱。在汪伪政权控制上海之后，与重庆方面对孙中山政治遗产的争夺始终激烈，这也促成了上海中山公园的最终落地。抗战胜利之后，虽然对孙中山的“时间纪念”从未停歇，但是孙氏印迹在上海城市空间格局中的规模始终未能恢复到战前水平。

　　（一）侵华日军对上海孙中山纪念物的蓄意毁灭

　　孙中山符号地位尊崇，且具有浓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因此在侵华初期，日军在战火波及之处，皆有蓄意毁坏孙中山遗址遗迹及纪念建筑之恶行，妄图消除孙中山的影响，泯灭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意识。上海为数不多的几处孙中山空间纪念建筑，无一例外都受到了侵华日军的刻意毁坏，甚至是侮辱。

　　上海江湾的“总理纪念碑”落成不及4年，即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惨遭日军炮火损坏，1934年经国民党上海市第七区党部重加修理，淞沪会战期间该碑虽幸免于战事，却最终难逃“毁碎净尽”的悲惨结局。该碑立于江湾车站旁，1941年2月17日，日本华中铁道株式会社以其有碍江湾驿站台扩充为由，在未与汪伪一方有任何沟通的情形下，率领所雇佣之华工三四人偷偷将碑拆毁。汪伪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得知消息后，未知碑身损坏程度如何，以为还有抢救移位之可能，立即致函汪伪上海市政府，请求交涉。伪上海市长陈公博随即令伪市警察局局长卢英调查，方知纪念碑原址早已辟为道路，碑身业已被“友军”拆毁，重装已不可能，“无法制止”。

　　上海总理铜像的遭遇更是令人发指。淞沪会战期间，日军侵入上海特别市市中心区后，占领市府大厦，一队日本士兵“爬上孙中山总理铜像，揪着孙中山的耳朵恣意侮辱，咧嘴狞笑，并将铜像推倒，运去日本，熔铸枪弹”。1940年11月20日，陈公博宣布就任伪上海市长后，为争夺孙中山遗产，曾有重建被日军毁坏之总理铜像的行动。他组织成立了“重建孙中山先生铜像委员会”，下设总务组、劝募组、交际组3个组，以伍朝柱（本职秘书）为委员兼总务组组长、上官树芬（本职专员）为委员兼劝募组组长、莫雅德（本职专员）为委员兼交际组组长，属下干事、助理干事多名。为筹措铜像重建资金，陈以市长职权训令市府各局、各区公署及各地方机关团体等“自助捐款”；不唯上海一地，捐款自汪伪政府中央文官处、检察院、立法院等机关到广东、浙江、江苏等省皆有募集。与此同时，他还请日军“上海特务机关连络部”部长船津辰一郎联系日本政府，争取日方的支持。日本政府虽然表示同意，许诺无偿提供新建铜像所需铜料3吨，但“希望这个委员会，对外要用‘新建’命名，不要用什么‘重建’字样，以顾全一些体面”。陈公博的重建孙中山先生铜像委员会先后召开两次筹建会议，但最终因设计、图样、模型及翻砂浇铸等技术问题得不到可靠的解决而被搁置。

　　不唯上海，侵华日军所到之处，将中山公园更名为“新民公园”、中山堂改名为“新民堂”，故意损毁南京中山陵，如此种种，不胜枚举。对于日本侵略军而言，孙中山铜像既然是中国人民抗日的精神支柱，那么磨灭孙氏印迹就成为摧毁中国人民抗战意志的一种手段。

　　（二）孙中山政治遗产的争夺：以上海中山公园为例

　　1925年孙中山逝世以后南京国民政府十余年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孙中山崇拜运动，在抗日战争时期起到了凝集民族共识、坚定共同信仰的重要作用。1937年11月12日为孙中山诞辰71周年纪念日，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不无骄傲地说：“今年的总理诞辰纪念，是在笼罩全中国的敌人炮火中举行，三民主义的光辉，正照耀到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心灵深处，民族革命的怒涛已使世界历史展开了新的一页。”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成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前提和基础，“在今日之中国，人人奉行三民主义。全国人民在蒋委员长指导之下，共同奋斗，抵御外侮，以实现三民主义之崇高理想”。

　　汪伪政府成立后，汪精卫等人亦将孙中山尊为“国父”，与重庆方面展开对孙中山政治遗产的争夺。

　　上海建设中山公园的提议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孙中山逝世之时。1925年3月17日，陈冰伯在《申报》呼吁上海各界：“吾人纪念中山之法，莫如于沪滨国土集资开中山公园、立中山遗像、镌中山遗言、高标三民主义，名其路曰中山路，垂誉后世，永矢弗谖。……惟最要者，园宜建诸华界，即吾人所谓国土者。费用不稍借重外资，庶符先生生前独立不依之精神，而扫近代假借外力之恶习。”陈冰伯在闸北建设中山公园的建议“赞同者极多”，皆认为“沪上为中外观瞻、八方荟萃之区，尤当为中山先生留一绝大纪念，以为瞻仰而资表式”。但此后，上海周边地区如青浦、嘉定、川沙，乃至崇明等处皆有中山公园修筑，上海市内却始终未有一座中山公园落成。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入租界，结束了上海的孤岛时期。1942年10月10日，英、美两国分别发表声明，宣称将与中国政府谈判，放弃在华治外法权等所有特权。1943年1月9日，日本政府与汪伪政府签订了《关于交还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之协定》。据此，7月30日，法租界“交还”汪伪政府；两天后，又举行了汪伪政府“收回”公共租界仪式。上海外国租界表面上被汪伪政府收回。1944年6月，汪伪政府上海当局表示：“对于界内各公园之建设，认为与市民之正当游乐及健康方面有莫大之关系，故整顿不遗余力……所有公园名称，以及管理人员，均经适当调整。全市最大之兆丰公园（又名Jessfield Park、极司非而公园），现已更名为中山公园，使游览者随时发生景仰国父之心，寓教育于游乐，法至美也。”

　　中山公园是近代上海原外国租界区域内首处与孙中山纪念相关的公共空间，虽然只是兆丰公园更名，并无实质改变，但此举却为该处园林赋予了全新的政治意涵，乃是汪伪政权主动争夺孙中山政治遗产的明确标识。1945年6月4日，上海光复前夕，汪伪上海特别市国民党第一区党部甚至曾有“将本市跑马厅（今人民广场）改称为中山纪念厅，以资崇仰”的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