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曾承认辞职让位袁世凯“是一个很大的政治错误”(2)

　　孙中山在会上说：“大家都知道，俄国革命在中国之后，而成功却在中国之前，其奇功伟绩，真是世界革命史上前所未有。其所以能至此的缘故，实全由其首领列宁先生个人之奋斗，及条理与组织之完善。故其为人，由革命观察点看起来，是一个革命之大成功者，是一个革命中之圣人，是一个革命中最好的模范。彼今已逝世，我们对之有何种感想和何种教训？我觉得于中国的革命党有很大的教训。什么教训呢？就是大家应把党基巩固起来，成为一有组织的、有力量的机关，和俄国的革命党一样。此次大会之目的也是在此。”孙中山强调，“现在有俄国的方法以为模范，虽不能完全仿效其办法，也应仿效其精神，才能学得其成功。党此次改组，就是本总理把个人负担的革命重大责任，分之众人，希望大家起来奋斗，使本党不要因为本总理个人而有所兴废，如列宁先生之于俄国革命党一样。这是本总理的最大希望。”大会根据孙中山的提议，先请俄国代表鲍尔登讲列宁先生之为人，由伍朝枢君翻译。讲完后，经表决通过电文如下：

　　中华民国十三年一月廿五日，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致北京苏俄代表加拉罕君：本日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下列决议案，请转贵党本部及贵政府：列宁同志为新俄之创造人，此时本大会之目的为统一全国，在民治之下，增进国民之幸福，则其事业正为本大会之精神。本大会特休会三日以志哀悼。

　　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当天孙中山还专门致电加拉罕，表达深切的哀悼。综合这天的讲话、决议与电报，孙中山对列宁评价之高，前所未有。

　　2月16日孙中山致函契切林称：“列宁同志的逝世引起我深切的悲痛。但是，幸而你们党的工作是奠定在广泛的基础上，因而，我们伟大的同志的逝世不致影响你们坚强的手所创造的大厦。我欢迎您所提出的关于我们今后继续保持接触的主张。”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在此函中明确称列宁为“我们伟大的同志”，并对继续努力完成列宁未竟的革命工作抱有充分的信心。

　　两天以后孙中山在与国闻通讯社记者谈话时强调：“俄国列宁虽死，可信于大局无大关系。盖彼党组织极为坚实，有民众为后盾，决不虞失败也。”列宁的党组织严密，而且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孙中山的这一分析可以说是讲到点子上去了，这自然与他这一时期与鲍罗廷等苏联顾问的较多接触有关。可惜的是，孙中山手创的国民党始终未能做到这两点。尽管经过国民党一大的改组，实现国共合作，但该党远未达到“组织极为坚实的程度”，至于对工农这一民主革命的主力，孙中山的态度也仅仅是扶助而已。这也说明，知固然不易，行往往更难。

　　2月24日上午，广州各界五六万人在第一公园举行追悼大会，孙中山亲自主祭，发表祭文：

　　中华民国十三年二月，俄国苏维埃政府领袖列宁先生之丧，孙文既与同人追悼，乃述哀词曰：

　　茫茫五洲，芸芸众生。孰为先觉，以福齐民。伊古迄今，学者千百。空言无施，谁行其实？惟君特立，万夫之雄。建此新国，跻我大同。并世而生，同洲而国。相望有年，左提右孥。君遘千艰，我丁百厄。所冀与君，同轨并辙。敌则不乐，民乃大欢。邈焉万里，精神往还。天不假年，于君何说。亘古如生，永怀贤哲。

　　上述祭文情真意切，肯定了列宁为五洲先觉、“万夫之雄”，是“亘古如生”的贤哲；第一次将孙中山与列宁的来往表述为“邈焉万里，精神往还”，两者的关系是“相望有年”，“左提右孥”与“同轨并辙”的关系。当然这只是孙中山一方的表述，不尽准确，但大体还是可以的。

　　1924年9月上旬，孙中山示意宋庆龄写信给鲍罗庭，询问法国左翼诗人、著名记者、法国共产党创建者之一安利·基尔博（1885-1938）写的《列宁生平》是否一本好书，如是，孙中山“想尽快将其出一个中文版。”

　　不过，孙中山毕竟是个政治家，看人说话，到什么山唱什么歌有时也在所难免。就在1924年2月某日本人在与孙中山交谈时问：“阁下所主倡之三民主义，闻有人评之为再制列宁及其他近世社会主义者之糟粕。阁下十年前未尝提倡三民五权主义，得乎诚踏袭列宁等之所说乎？”孙中山当即回答：“决非如此。我辈之提倡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业已三十年于兹矣！不过其说明系归纳的，未尝判然明言三民主义为何物，我辈之三民主义首渊源于孟子，更基于程伊川之说。孟子实为我等民主主义之鼻祖。社会改造本导于程伊川，乃民生主义之先觉。其说民主、尊民生之议论，见之于二程语丝。仅民族主义，我辈于孟子得一暗示，复鉴于近世之世界情势而提倡之也。”话讲到这里，其实已经撇清了三民主义与列宁学说的关系。不知道处于何种考虑，孙中山画蛇添足讲了如下一段话：“要之，三民主义非列宁之糟粕，不过演绎中华三千年来汉民族所保有之治国平天下之理想而成之者也。文虽不肖，岂肯尝列宁等人之糟粕。”孙中山两次用了“糟粕”一词，强加在列宁头上，这与他在公开场合的表态大相径庭，耐人回味。在谈到国民党内共产派时，孙中山一方面肯定“共产党派则为赞成俄国列宁等主义之学者有志一派”，另一方面又在日本人面前宣称：“共产派，并非俄国之走狗，欲打破民国之现状，断行第之大改造者也。……若共产党而有纷乱我党之阴谋，则只有断然绝其提携，而一扫之于民国以外而已。”站在国民党总理的立场上，孙中山对共产党有容纳之意，也有防范之心，这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他私下对列宁领导的苏联并未心存敬意，因此在与日本人的交谈中沿用了对方的话语体系如“俄国之走狗”之类的提法。我们也可以这样说，这个与孙中山谈话的日本人心怀叵测，肆意挑拨中苏关系、国共关系，其本人何尝不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

　　四

　　天不假年，距列宁逝世仅仅14个月不到，1925年3月15日孙中山也在北京溘然长逝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学医出身的孙中山知道自己身患不治之症，将一病不起时又将最后的目光、最后的希望转向列宁缔造的苏联，以这种方式对伟大列宁表示自己最后的敬意。

　　1925年3月11日他在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遗书中说：“你们领导着自由的共和国联盟，这是名垂千古的列宁留予世界诸被压迫民族真正的遗产。在帝国主义重轭下历尽苦难的人民，凭着这份遗产，定能争得自由，摆脱世世代代国际间那种建立在奴役人民、战争讨伐和非正义基础上的制度。”

　　孙中山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再次肯定列宁名垂千古，而列宁留予世界诸被压迫民族真正的遗产就是苏联。

　　综上所述，孙中山与列宁的交往是“邈焉万里，精神往还”的神交。在遭受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围攻千艰百厄的困境下，双方都有互相取暖的交往要求。不过，两者的交往多通过间接的渠道。孙中山很少直接发函电给列宁，即使有，也都没有得到对方的亲自回应，这一现象也很值得研究。孙列神交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从最初的礼节性交往发展到实质性的交往。与列宁的交往给了孙中山较大的帮助，其中主要的还是精神层面的。史料表明孙中山对列宁党的组织方法、民族自决以及新经济政策有一定的了解，他晚年重新阐释三民主义时对后两者有所吸收与发挥。孙列交往最终导致孙中山联俄联共，给自己的事业注入了新的动力，看到了真正的希望。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系作者在“孙中山宋庆龄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学术研讨会上所作学术交流，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