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建国初张难先的思想与活动(2)

　　第三，重视公债认购。1949年12月，为了筹集资金，用于支援人民解放战争，迅速统一全国，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发行公债，其单位定名为“分”，每分以上海、天津、汉口、西安、广州、重庆六大城市之大米（天津卫小米）六斤、面粉一斤半、白细布四尺、煤炭十六斤之平均批发价的总和计算，总额为二亿分。中南区积极响应，并成立公债宣传委员会、公债劝募委员会，任命赵毅敏、张难先分别担任两个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张难先对金融工作较为熟悉，民国时期，曾任湖北省银行董事长。中南局采取成立各级公债推销机构、召开座谈会、开展节约运动等有力的措施，确保公债任务的完成，中南区各地出现了积极认购的景象。武汉市公债任务是六百五十一万份，但百姓认购的数量远远超过任务：“全市市民以主人翁的态度帮助政府克服财政困难，踊跃购买公债。”如，电讯局职工决定认购超过一万分，湖北省立医学院师生在不到二十分钟的时间，就认购六百五十分，华中大学校长韦卓民提出全校认购五千分。[13]

　　在中南局领导下，中南区生产恢复成效显著：“恢复和发展了工农业生产，恢复了交通运输，稳定了金融物价，调整了工商业，开展了物质交流。”[14]从量化指标看，1953年，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29.2%，农业总产量比上年增长6.49%。[15]在湖北，1952年工农业总产值达32.36亿元，比1949年增长50.8%。年平均增长14.7%，其中农业年增长10.6%，工业年增长27.2%。[16]

　　在社会领域，开展移风易俗

　　民国时期，张难先在广西、湖北、浙江等地任官多年，在社会建设上也有建树，特别是在查禁鸦片方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建国初期，张难先在禁毒中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

　　建国初期，烟毒问题依然严重。在中南区，湖北省武汉市在解放后三年，全市吸毒、贩毒人数仍然有6878人，三年中经过该市流通的毒品，鸦片109474两，吗啡、海洛因147660两。[17]广东省广州市在1949年至1950年5月就破获烟毒案214件，抓获人贩7077人。[18]河南省许昌市，解放初，“据估计全市吸、运、贩、制毒者约共三千人至四千人（包括固定与流动），约占总人口百分之七点八。”[19]如此严重的烟毒问题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危害。一些反革命分子还借机制造毒品，作为反革命活动的经费来源。因此，禁烟禁毒势在必行。

　　1950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出《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9月，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发出《关于贯彻严禁烟毒工作的指示》，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禁烟禁毒运动。为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1950年3月初，中南军政委员会成立了中南区禁烟禁毒委员会。鉴于张难先过去的影响和经验，决定由他担任委员会主任。张难先任职后，以中南军政委员会名义发出了《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布告》，出台了《中南区禁烟禁毒实施办法》，具体规定种植、贩卖、吸食鸦片及其它类型毒品的处罚措施，和禁烟禁毒工作任务。在禁烟禁毒的过程中，中南区及时出台政策和法规，给予指导，如1951年3月，中南军政委员会发布《为禁绝烟毒工作的指示》。

　　根据中南区的规定，各级政府成立了禁烟禁毒委员会，领导本地区禁烟禁毒工作。主要措施，一是发动各级各类团体，加强宣传，阐明烟毒的危害；二是发动群众，发挥其劝诫、检举、监督的作用；三是对种植、贩卖、吸食者予以严厉打击；四是建立医院或戒烟所，为吸食者提供戒烟的治疗。五是对种植鸦片而生活困难的农民给予一定的生活补贴,对吸食者给予处罚的同时，给予心理上的疏导。六是把禁烟禁毒与打击反革命结合起来。这些措施具有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特点，切实可行。

　　在各地共同努力下，中南区禁烟禁毒成绩卓著。

　　首先，打击了种植、贩卖毒品者的嚣张气焰，控制了毒品的泛滥。广东省组织力量，铲除罂粟。如，揭阳县派工作组进驻山区，检查罂粟种植情况，及时制止种植，广州市郊区曾有少量鸦片种植，通过发动群众开展教育、检举、检查，种植完全绝迹；河南省发动农民铲除罂粟，仅1945年5月商丘县一地就铲除700多亩；湖北鄂西山区是种植重灾区，仅咸丰县在民国时期富有人家就有80%的种植鸦片，解放前夕，全县生产量为2800两，总流通量在9万两以上，但在政府查禁下，1952年基本绝迹。[20]截止于1952年9月，湖北省抓获毒贩1500人，武汉市抓获2200人。[21]郑州市至1952年6月累计破获贩毒案件1090起，处理制毒、贩毒、吸毒犯2382人。江西省截止于1952年，打击制毒、贩毒分子788人。广西全省从1950年春至1951年底，缉获制毒、贩毒分子2400名。[22]

　　其次，挽救了一批吸食者及其家庭。河南许昌市对吸毒者进行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使他们变为新人的热心与苦心，藉此以提高其觉悟，树立起劳动观点，使他们高度的仇恨旧社会，热爱新社会。……因此，他们衷心感激政府，亲密靠拢了我们，并能自愿参加劳动，……并使他们强壮了身体，初步养成了劳动习惯，变成了新人。”[23]广州市除对吸食者强制戒毒外，还辅之以上课、个别谈话、小组讨论等形式，开展思想教育，截止于1951年7月，有3000人完全戒绝。烟民戒断后，“社会地位被提高了，亲戚朋友及邻居对他们的看法都有了改变，生活被改善了，家庭也非常和睦。”[24]

　　再次，净化了社会风气。贩卖、种植、吸食毒品是社会一个毒瘤，是丑恶的社会习俗之一。轰轰烈烈的禁烟禁毒运动也是一场思想教育运动，移风易俗运动，诚如湖北省政府主席李先念说：“这次运动的意义是很大的，不但起了移风易俗的作用，在政治上也教育了人民，打击了反革命分子。”[25]

　　包括中南区在内的全国范围的禁烟禁毒运动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开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危害中国百年的毒害在3年多的时间里销声匿迹，这是一个奇迹。中南区富有成效的禁烟禁毒运动，离不开张难先的领导。

　　张难先在社会风俗领域的另一项举措，就是提倡火葬。众所周知，中共领袖毛泽东等人曾带头倡导火葬。1954年4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151位党和政府的高级干部签名倡导实行火葬，提出只留骨灰，不保留遗体，不建坟墓，这是一个著名的移风易俗的大事件，为中国殡葬改革指明了方向，有利于改变中国数千年的丧葬习俗。而早在1951年，在中南军政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张难先就提出一个提案，建议土改时应酌量预留公墓地段，并提倡火葬，节约土地。他的理由也很充分：“一则可免穷人无以为葬之惨，二则棺椁大木省作实用，三则不致牺牲土地，四则有益卫生。”中南军政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后认为，“同意酌留公墓地段，但人民如不愿意进葬，只能劝导不能强制，火葬也只能提倡。”[26]后来，他将提案又呈送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周恩来总理的批示是同意中南军政委员会审查意见。中南区与周恩来的意见比较稳妥，考虑到了现实的国情和历史文化传统，毕竟，传统的丧葬习俗已经传承千年以上，慎终追远已经成为国人根深蒂固的观念，突然改变会带来社会的震荡。但是，张难先的意见的确富有远见卓识，不仅可以节约土地，改善民生，而且可以改变传统的铺张、繁琐的丧葬习俗，可以起到移风易俗的作用。

　　总之，建国初期，社会处于急剧的变迁与转型之中，张难先以耄耋之年，身兼数职，为中南区乃至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由此也成为他人生最辉煌的一个时期。

　　参考文献：

　　[1] [14]《人民日报》1953年1月9日第1版。

　　[2]张铭歌：《张难先纪念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出版，第294页。

　　[3] [8] [9] [10] [11]张难先：《解放后稿》，严昌洪、张铭玉、傅蟾珍：《张难先文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出版，第635、635、636、644、664页。

　　[4]《特别邀请代表张难先发言》，《人民政协文献集之二：全国人民大团结万岁！》，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中军区、第四野战军政治部1949年11月1日出版，第90页。

　　[5]《人民日报》1949年9月25日第1版。

　　[6]傅国涌：《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出版，第319—320页。

　　[7]《人民日报》1949年10月3日第6版。

　　[12]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土地改革重要文献与经验汇编（续辑上册），1953年编印，第619—621页。

　　[13]《人民日报》1950年1月14日第4版。

　　[15]《人民日报》1954年4月6日第1版。

　　[16]湖北省计划委员会：《湖北省经济大事记》，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1页。

　　[17]武汉市情编辑部、武汉市档案馆：《武汉大典》第1卷（1949—1976）》，武汉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193页。

　　[18] [19] [23] [24]《民政工作手册》第3辑，中南军政委员会民政部1951年编印，第260、267、262、269—270页。

　　[20]刘文举、官昌恒：《建国初咸丰的“双禁运动”及烟毒案件审判》，咸丰县政协、咸丰县政法委：《咸丰文史》第8辑“剑魂”，中国文化出版社2009年出版，第19页。

　　[21] [25]李先念传编写组：《建国以来李先念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出版，第389、389页。

　　[22]齐霁：《中国共产党禁毒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出版，第161—165页。

　　[26]《法令汇编》第二集，陕西省人民政府1951年编印，第41—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