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廉政思想产生的根源探析

　　中华民族的廉政传统

　　中华民族历来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和廉政爱民的传统。对此，历代前贤均有阐述。

　　孟子云：“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至大至刚，以塞乎天地之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中华民族的精神。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所言：“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宋代哲学家张载有一段流传至今的箴言，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是一种多么大的胸怀！我们理解“天地”就是指国家；“生民”就是指老百姓；“往圣绝学”就是指阐发利国福民的历代前贤的学说。

　　明代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薛瑄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人之子孙，富贵贫贱莫不各有一定之命。世之人不明诸此，往往于仕宦中昧冒礼法，取不义之财，欲为子孙计。殊不知子孙诚有富贵之命，今虽无立锥之地以遗之，他日之富贵将自至；使其无富贵之命，虽积金如山，亦将荡然不能保矣，况不义而入者，又有悖出之祸乎！如宋之吕蒙正、范文正公诸公，咸以寒微致位将相，富贵两极，曷尝有赖于先世之遗财乎？然则取不义之财欲为子孙计者，惑之甚矣！

　　中国近代民族英雄林则徐也是一位为官清正廉洁的楷模。我们从他给其夫人的一封家书中亦可见一斑。1838年12月31日，清廷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州查禁鸦片。次年3月到达广州后，他接到夫人来信，叙及家中生活拮据，急需用钱。当时林则徐给家里汇去320两纹银，并给夫人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接来信，知夫人需款甚急。兹特先汇纹银三百二十两，年内当可支持也。余虽任高位，以耿介自矢，从不敢于额外妄取一文钱。以上不负君恩，下不负祖训。得钱不易，家中可省则省，即此三百二十两纹银亦从节省中剩得。不能以一行作吏，即视钱如粪土也。现寄回三百二十两中，可分拨二十两与长媳，以作新岁赏赉之资。吾儿既无钱寄家，夫人当为之设法也。（据《林则徐致郑夫人书》，见《清代四名人家书》第5页。上海广益书局，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四月刊行）

　　林则徐曾任湖广总督、两广总督。可谓高官。但他为官清廉的实际行动，正是中华民族优良的传统。

　　孙中山正是继承了中华民族先贤关于浩然正气、以国家为重、为生民立命、为政清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法则，并结合当时中国的国情，践行了这种理念。我们从《三民主义》中看到孙中山读中国哲学书的深切体会：

　　中国有一段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在外国的大政治家还没有见到，还没有说到那样清楚的，就是《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段话。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哲学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这就是我们政治哲学的知识中独有的宝贝，是应该要保存的。这种正心、诚意、修身、齐家的道理，本属于道德的范围，今天要把他放在知识的范围内来讲，才是适当。所以普通人读书，虽然常用那一段话做口头禅，但是多是习而不察，不求甚解，莫名其妙的。正心、诚意的学问是内治的功夫，是很难讲的。但是说到修身、齐家、治国那些外修的功夫，恐怕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专就外表来说，所谓修身、齐家、治国，中国人近几百年以来都做不到，所以对于本国便不能自治。外国人看见中国人不能自治，便要来共管。

　　孙中山鼓励人们做人要朝着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标努力，并力求做到。他主张理论联系实际，用革命的理论指导革命事业。试想，如果全体国民都养成一种良好的修养，树立全心全意为国家服务、为人民服务的观念，必然会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政府官员必然会有清正廉洁的作风。另外，孙中山在这里告诫人们要发奋图强，内外兼治，争取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

　　孙中山廉政思想是建立在“振兴中华”的远大目标之上

　　孙中山所处的那个时代，即19世纪末，中国已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深渊，清政府政治制度腐败、经济落后，民族灾难日益深重。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从《南京条约》到《辛丑条约》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列强迫使清政府割地、赔款，允许列强在许多沿海城市建立租界，如上海、天津、广州、青岛等地，几乎成了侵略者的天下。

　　孙中山目睹中华民族有被列强瓜分的危险，遂决定抛弃“医人生涯”，进行“医国事业”。他幻想着通过在西方引进科学技术方面卓有成就的洋务派首领、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的李鸿章，能使清政府实行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革。于是，在1894年6月的一天，孙中山偕陆皓东由上海乘船来到天津，上书李鸿章书，并未获接见，他提出革新政治的主张，也遭到拒绝。在津期间孙中山又看到了清政府官员的腐败。对此孙中山于1897年3月1日在《双周论坛》上发表的《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中记：“正在中日战争开始以前，我在天津，看到他发财致富的方法之一，就是各级文武官员来请求任命，就在他们的呈文到达李鸿章以前，他们必须支付大量的贿赂给李的随员。”又如当时“天津铁路局是受人民重视的，并且运输量很大，可是它破产了。因为他在任意胡行的官吏掌握之下，行政人员也争着去拿钱贪污，其结果自然是铁路破产。”而天津铁路局又是李鸿章掌管的。孙中山通过发生在李鸿章身边的事情，联系到自己救国主张遭到拒绝，进一步看清了清政府专制的腐败与反动，决心用武装革命推翻清王朝。正如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孙中山研究所所长王杰所言：“孙中山改良中国政治的心路，以上书李鸿章为界碑，此前，他是希望政府自上而下地改革政治。此后，即决心以推倒清朝政府，建立民主政体，以改良政治。前期采取缓进的办法，后期转用激进的手段。”因此，上书李鸿章的结果是：孙中山偕陆皓东离开天津转道上海赴檀香山，在1894年11月24日创立了革命团体——兴中会。孙中山在《檀香山兴中会章程》中指出：“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近之辱国丧师，剪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无抚膺！夫以四百兆苍生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固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乃以庸奴误国，荼毒苍生，一蹶不兴，如斯之极。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更明确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

　　孙中山在《檀香山兴中会盟书》中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政治主张。第一次向中国人民提出了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纲领。标志着孙中山由改良主义者向民主主义者的转变。从而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孙中山的这种革命精神，既是其廉政思想产生的根源之一，也是激励今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动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