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困局——一个制度史的解释(2)

　　黄中垲说各位没有时间细心讨论，可能只是囿于他自己的见闻。据《汤化龙行状》，“四方豪杰才智之士集武昌者，如黄兴克强、宋教仁遁初，见(汤化龙)皆交相爱重，而先生与遁初语此事尤投合，遂除室馆之夜分人寂，对灯促膝，所谈无非约法者。如此二十余日，议论微定，大要兼取法美二国之长而力避偏枯拘挛之病，其草稿出遁初手”。(13)这个说法或许更接近于事实，尽管汤化龙的讨论并不一定都被宋教仁接受。

　　汤化龙以“共和”为未来中国政治架构的基本原则，这一点与宋教仁最近几年的思考也相当吻合。

　　过去的研究，普遍将宋教仁视为革命党人的领袖，是同盟会的重要领导人。这些判断当然不错。但是，同样为革命党人的领袖，每个人的思想见解并不一样，所采取的路径也有差别。

　　宋教仁和所有革命者一样，都是为了中国富强、现代而走上革命道路，而他和那个时代几乎所有革命者一样，之所以走上革命道路，是因为清廷的不改革，或改革令人失望，不彻底。反过来说，一旦清廷踏上变革之路，宋教仁以及其他许多革命者，也愿意放弃暴力的革命抗争，回归主流社会，参与变革。一个最明显的例证，就是宋教仁完成《间岛问题》写作后，并没有用来批判清政府卖国、误国、无能，没有以此论证革命的理由，相反，宋教仁想方设法将这部作品转给清政府，期待清政府用他的研究，运用政府力量，通过外交渠道维护中国领土完整。甚至还可以说，宋教仁也期望以此作为见面礼，重回主流社会，参与国内已经开始的政治变革。

　　对于宋教仁的《间岛问题》，驻日公使李家驹、吉林边务督办陈昭常、外务部尚书袁世凯等，都格外重视。袁世凯、外务部遂电令驻日公使安排宋教仁回国。公使馆将此意通知宋教仁，宋表示：“我系通缉有案之人，焉能回国?”“公使馆据以告袁，袁复电允请西太后取消通缉，并赏四品京堂官职。宋乃就商于孙(中山)、黄(克强)及同盟会诸同志，得孙同意。宋方拟成行，忽收到由民报馆转来两信，封面书‘宋京卿启’，或‘宋京堂启’，信中大意云：‘你既然回国做官，请讲点情面，将来我等回国做革命工作，如被你拿获，请勿用刑讯。’宋阅后痛哭流涕，遂决计不回国。”(14)这是宋教仁没有回国的主因，由此也可见，在宋教仁的意念中，革命、改良，并没有势若水火不共戴天的鸿沟，当改良没有发生时，宋教仁积极参与革命；当改良发生了，而且朝廷也在认真去做了，就应该放弃革命，参与改良。

　　宋教仁没有借助于《间岛问题》顺利回国，没有像刘师培夫妇那样退出革命，参与正在进行的改良。这个无意中的结局成全了宋教仁的一世英名。

　　没有回国介入政治变革的宋教仁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责任，他在此后几年用很大力气研究各国宪法、政体，研究中国未来所应采取的体制。对于清廷主导的预备立宪，宋教仁也有很多专业性评论，大致上说，他认为清廷主导的宪政改革可能在一开始就有问题：

　　朝廷编定宪法，皆模拟日本之钦定主义，以为日本皇统万世一家，天下最有利安全之宪法，莫日本若也。

　　虽然，近日日本亦有幸德秋水等，谋以炸弹危其皇室，则又何以称焉?

　　甚矣，日货之不中用也。(15)

　　很显然，宋教仁不认为中国的国情与日本相仿，更不认为中国的宪政应该追随日本的路径，中国的宪法应该另起炉灶，可以参考日本，但绝不能皆模拟日本。

　　宋教仁的预判，没有多久就得到了验证。1911年5月8日，中国原本应该在这一天进入一个全新的宪政时代，然而，清廷带给中国人的却是一个皇族内阁。这不仅让国人大跌眼镜，而且引发此后持续的政治抗争。宋教仁对于清廷立宪的失望，主要是宪政改革的主导者没有弄清宪政的意义，不知道所谓宪政，就是宪法最大，一切政治设施都必须在宪法的框架里进行：

　　夫立宪之根本，孰有大于宪法者?立宪之精神，孰有大干立法机关之作用与责任政府之组织者?天下岂有虚悬一宪法于此，政府不必遵守，徒责人民之服从，而犹谓之立宪者乎?又岂有立法机关之作用与政府之组织不合宪法政治之原则，而犹谓之立宪者乎?(16)

　　宋教仁从资政院的功能、皇族内阁之不妥，判定“立宪者，决非现政府之所得成者也；现政府之所谓立宪，伪也，不过欲假之以实行专制者也；其所以设资政院，立内阁，非以立宪国之立法机关与责任政府视之者也，故其所以对付资政院之权限与内阁之组织者，亦不得责以立宪之原则者也；其所谓宪法大纲者，不过欺人之门面，赖人之口实，万不可信者也”。宋教仁的结论就是一句话：“立宪者，决非现政府之所得成者也。”(17)

　　政府不可能引领中国走上宪政之路，这是因为清廷主政者不明白宪政改革的本质，不知道宪政改革的要义在于权力分享，在于约束君主、政府的行为。既然清廷主政者不明白这些道理，或者明白但根本不准备实行这些宪政原则，那么在宋教仁的概念中，君主立宪已成过去，未来的宪政中国，一定要排除君主专制：“今后吾国政治变革，结局虽不可知，然君主专制政体，必不再许其存在，而趋于民权的立宪政体之途，则固事所必至者。”(18)

　　基于这样的认识，宋教仁将为新生政权起草一个“非君主”的宪法，已经没有任何疑问。

　　经过差不多半个月讨论、修改，鄂军都督府总监察处11月14日发布议决《鄂州临时约法草案》及《官制草案》的特别通告。《鄂州临时约法草案》简称《鄂州约法》，共7章60条。7章目录为：总纲、人民、都督、政务委员、议会、法司、补则。《鄂州约法》以人民为本位，人民享有现代宪政国家所拥有的全部权利。

　　至于国家的权力机关，《鄂州约法》的制度设计充分体现了三权分立的宪政原则。都督由人民公举，任期三年，续举时得连任，但连任一次为限；总督代表政府总揽政务，统率军队，任命文武职员；政务委员依都督之任命执行政务；议会由人民于人民中选举议员组织之，享有一般宪政国家议会的同等权利；法司以都督任命之法官组织之；法官非依法律受刑罚宣告，或应免职之惩戒宣告，不得免职。(19)

　　《鄂州约法》是民国宪政的起点，是中国在排除了帝制，排除了君主立宪体制后第一份共和制宪法。这部宪法还不是那么严密，也不是那么详尽，但其三权分立、人民至上的原则，无疑获得了充分体现。这个约法成为民国宪政的原点，约法起草者宋教仁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议会迷”，从更广大的历史视野说，宋教仁可谓中国宪政之父，是现代国家的重要开启者之一。

　　二、《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民国政争起点

　　1922年6月25日，章太炎在《申报》发表《大改革议》，以为1921年，战乱频仍，主要是因为当初没有静下心来为中国制定一个好的制度框架：

　　往者武汉倡义，各省本自为谋，因而导之，即为联邦之局，而现行约法务与此反，《天坛宪法》虽经增订，微使地方权力扩大，亦无联邦之文，其为集权专制之护符，彰彰可见。逆于国情，则桀骜者生心，而寡弱者致死，势使然也。(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