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云南军都督府的民族政策(2)

　　然而，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政治主张的提出，“显然是一种有悖于中国多民族共建国家的历史的狭隘观念。事实上，这种‘种族－民族主义’的政治主张，除了正中时刻觊觎中国国土的日本、沙俄、大英帝国列强的下怀外，对中国走上现代国家之路毫无积极作用。辛亥革命后蒙古、西藏、新疆地区相继出现帝国主义制造的分裂危机，令主张‘种族－民族主义’的革命党人始料不及。这种危局，也促成了民国草创时期在民族、国家、领土方面新观念的产生。”[6]在这样的背景下，随着时局的发展和对革命的进一步认识和反思，云南辛亥革命领导人逐步调整着自己的民族主义观，云南军政府也在修正着自己的民族政策。

　　滇西都督张文光认为：“我等今日与前代殊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革，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三者。故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7]云南军政府都督蔡锷也宣布：“此次革命实系为改良政治增进国民之幸福起见，非种族革命也。吾辈同志不独不分省界，即满清官佐亦当保护，俟大局定后同享幸福。”[8]军政府军政部在致楚雄县议事会、劝学所的电文中也写到：“此次系政治革命，并非种族革命，不得妄生满汉意见。”时任云南军政府军政总长兼参议院院长的李根源在给满人崇谦颁奖札时也称：“照得此次建义，拨乱反正，实以扫除专制，改造民国为职志。此固政治之革命，不杂种旋（族）之问题”[8]，“反正以前，不得不借种族问题，以鼓吹同胞；反正以后，但期改革政治，保持地方安宁，增进人民幸福。组成共和国家，即达我辈目的”[9]。迤西国民自治会负责人赵藩更是以云南军政府名义致电各厅、州、县曰：“满人琦守璘能识大义，首先赞同（起义），自当以汉籍相待，一体任用。该处同胞，亦不得视为异族。”[10]上述对民族问题的阐述表明“种族性的民族身份认同，很快就被文化上的‘同心’取代”[11]。

　　因此，云南辛亥革命领导人对辛亥革命的认识，由原来“反清排满”的狭隘民族革命发展到了为了“国体民生”而进行的国民革命和“扫除专制”的政治革命，所提出来的民族政策主张和目的，也由原来的“驱逐鞑虏”发展为“同享幸福”。这样的认识和反思，在当时的中国无疑是具有先进性的。

　　2. 对“五族共和”局限性的超越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宣言中宣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统一。武汉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如此。行动既一，决无岐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曰领土之统一。”[12](P2)这一政治宣言是对汉、满、蒙、回、藏的“五族共和”论的明确表述和倡导。3月，袁世凯在正式就职后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重申了“五族共和”这一立国原则。4月，袁世凯又发布大总统令称：“现在五族共和，凡蒙、藏、回疆各地方，同为我中华民国领土，则蒙、藏、回疆各民族，即同为我中华民国国民。”其后，孙中山也申明：“今我共和成立，凡蒙、藏、青海、回疆同胞，在昔之受制于一部者，今皆得为国家主体，皆得为国家主人翁。”“五族共和”民族政策的提出，超越了“反清排满”的狭隘性，“是中国现代民族观念的重要变革，对包容中国各民族共和建国，激发中国各民族的祖国认同，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肢解，具有积极意义。”但是这一政策并没有反映中国多民族的现实，而且，“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中心概念———中华民族———的内涵和外延问题并没有因‘五族共和’而得以解决”[6]。

　　云南辛亥革命领导人在这一时期的民族政策，有两个方面值得一提：一方面在实践上较好地运用了“五族共和”的民族政策，如大理光复时，街市一律悬挂汉字红旗，当地回族看到后，“疑之，惶惶走相诘问，几酿变”，后大理自治总机关部“集回民会议……为演说回汉一致，五族平等之旨。并令公推代表，得杨杜二人入部共事，始各帖然”[13]，“说明其认同这些新的民族国家观念，并积极参与其中；另外一方面在观念上超越了“五族共和”的局限性，以李根源的民族政策思想为代表。李根源自幼生长于多民族杂居的滇西地区，熟悉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情，因此对当时的民族政策有自己的认识：“举凡汉回满蒙藏，以逮沿边苗夷诸族，其生息于中国者，皆中国人。方当共同组织，以建立我中国统一之民族国家。”[8]辛亥革命成功后，李根源在对滇西地区发布的告示中称：“土司守土，历数百年，巩我藩篱，皆吾邦族。”[9]李根源的民族政策思想虽然基于“五族共和”的观念，但无论是从“五族”增加到了“诸族”，把中国“共和”的性质界定为“统一的民族国家”，还是进一步提出了“邦族”的概念，都是对“五族共和”的超越。作为云南军政府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的思想直接影响着军政府民族政策的制定，是具有一定前瞻性的。

　　3.“中国各族一体”的正式提出

　　1911年11月1日云南军都督府成立后，随即宣告革命“其宗旨在铲除专制政体，建造善良国家，使汉、回、满、蒙、藏、夷、苗各族结合一体，维持共和以期巩固民权，恢张国力。”同时颁布施政纲要：“一、定国名曰中华国。二、定国体为民主国体。……六、建设主义以联合中国各民族构造一体之国家，改良政治，发达民权，汉、回、蒙、满、藏、夷、苗各族视同一体。”[14](P46)

　　对云南军政府这一民族政策，有学者认为：“这一文告较早地在光复各省中提出与‘五族共和’相似的主张，即强调境内各民族平等联合，组成统一的国家，而非汉族独有的国家。共和各族的列举，则根据云南情况，相应地加上了‘夷’、‘苗’两族，而非如后来的‘五族共和’那样，无视中国除五大民族之外仍有众多民族的实际”，是对民族问题“较为高明而有前瞻性的见解”[11]。也有学者认为这是在“五族共和”基础上的丰富和发展，加上“夷”、“苗”而成为“七族共和”[8]。总的来说，学者们都认为云南军政府的民族政“与云南本身多民族实际有关”，并且“结合了云南实际”， “更适合广大边疆民族地区的实际与需要”。

　　但笔者认为，云南军政府在其公告和纲领中明确地提出了“中国各族一体”的民族政策，是一项有着自己独立认识的创新性民族政策，原因在于：首先，以李根源为代表的军政府重要领导人对中国民族的理解，在数量上已经有了“诸族”的概念，在性质上也有了“邦族”的认识，因此云南军政府对云南乃至全中国的民族认识应该已突破“五族”或者“七族”的简单认识。其次，如前所述，在整个革命的过程中，一直都有“五族”或者“七族”以外的不同民族仁人志士和群众参加，因此，革命是“各族”的革命，革命也是为了“各族”。第三，“汉、回、满、蒙、藏、夷、苗”中的“夷”和“苗”并不一定确指今天的彝族和苗族，根据李根源“沿边苗夷诸族”的提法，在当时应当是包括包括今天彝族和苗族在内的云南各少数民族。中国古代有“四夷八荒”和“东夷九种”之说，云南历史上也有夜郎、靡莫、滇、邛、昆明等“西南夷”诸族的存在，因此“夷”和“苗”是对当时分布于云南广大地区少数民族的泛称，不特指一族，也不具备现代民族的含义。第四，云南军政府颁布的施政纲要第六条直接声明要“建设主义以联合中国各民族构造一体之国家”，这一“中国各民族”不仅仅指“五族”和“七族”，而是指中国“各族”。第四，军政府布告中的“使汉、回、满、蒙、藏、夷、苗各族结合一体”和施政纲要中的要“改良政治，发达民权，汉、回、蒙、满、藏、夷、苗各族视同一体”都提到了“中国各族一体”，而不是“五族”或者“七族”。

　　“中国各族一体”虽然首先是辛亥革命时期云南军政府的一项地方民族政策，但当时这一政策在国家层面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体现在以下5个方面：第一，“中国各族一体”摈弃了“反清排满”的狭隘民族主义主张[15](P166)；第二，“中国各族一体”对中国民族的界定，超越了“五族共和”中五族建国的局限和狭隘，反映了中国多民族的现实；第三，“中国各族一体”并没有要求各民族“合”、“冶”于汉族之中，超越了孙中山于10年之后的1920年提出的以汉族为中心的“共冶一炉”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中华民族的内涵问题；第四，“中国各族一体”公开支持中国各民族共和建国，加强了各民族对祖国的认同；第五，“中国各族一体”中的“各族”强调了中国民族的多样性，“一体”强调了中华民族的单一性，与几十年后费孝通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理论命题有着某种相似性。因此，“中国各族一体”这一民族政策，不仅具有前瞻性和先进性，而且具有创新性，对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国家民族、构建现代民族国家都有着积极的意义和一定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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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马维良.论杜文秀的民族团结政策[J].回族研究，19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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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潘先林“. 七族共和”：云南军都督府对“五族共和”的丰富和发展[N].中国民族报，2011－07－29，第7 版。

　　[9]谢本书，等，编.西事汇略[A].云南辛亥革命资料[C].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

　　[10]赵藩遗稿[A].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五辑)[C].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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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临时大总统宣言书[A].孙中山全集（第2 卷）[C].北京：中华书局，1982.

　　[13]张肇兴.迤西篇[A].云南辛亥革命资料[C].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

　　[14]孙璞.云南光复军政府成立记[A].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C].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

　　[15]张翠仙，郝保权.略论近代民族意识的形成与影响[J].甘肃社会科学，2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