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谭人凤对五四运动的重要贡献——纪念伟大的五四运动98周年

　　在谭人凤的研究中，其晚年的政治活动和政治思想历来属于空白，似乎这位当时已近六十岁的民主革命斗士已经退出了政治舞台，淡出了世人视野。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新发现的相关史料表明，这位著名的民主革命斗士此时仍在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继续为实现民主革命理想而与各种反动势力进行顽强的斗争。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谭人凤在对南北军阀失望之际，敏锐地看到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一线生机”，立即重振革命雄风，率先公开表态，坚持支持北京大学生的爱国行动，坚决反对北洋政府镇压学生运动。“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取得初步胜利之后，谭人凤又先后关注和支持广东和天津等地的学生爱国运动，对于推动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中国民主革命运动再立殊功。这不仅是他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最好证明，而且也标志着其反帝爱国主义思想和民主革命思想达到了一个新的时代高峰。因此，我们在纪念伟大的五四运动98周年之际，不应忘记谭人凤曾为之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一

　　1919年5月4日，为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揭露北洋政府的卖国行为，北京学生 3000 余人冲破军警阻挠，在天安门前集会，高呼“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 “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会后前往外国使馆区游行示威。由于时任北京政府交通总长的曹汝霖曾是签订“二十一条”时的外交次长，币制局总裁陆宗舆是签订“二十一条”时的驻日公使，驻日公使章宗祥是“山东问题换文”的签字者，为此，爱国学生一致要求惩办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当游行的队伍到达东交民巷西口的时候，外国巡捕无理阻拦，不让通过。学生们义愤填膺，就转而奔向东城赵家楼胡同，放火焚烧曹汝霖住宅，并痛打章宗祥。北京政府急忙派出军警镇压，逮捕了32名爱国学生，数百名学生受伤。北京学生随即决定实行总罢课，并通电全国表示抗议。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爆发后，正在上海养病的谭人凤得此消息，倍感兴奋。因为早在1917年的“参战之争”中，面对列强引诱北洋政府对德宣战，谭人凤就曾坚决反对，主张中国保持中立，并呼吁朝野抛弃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幻想，阻止北洋政府对德宣战。因此，对于北京学生奋起反对帝国主义列强损害中国主权、反对北洋政府屈膝卖国，谭人凤认为，这是爱国行为，应予支持。但当听到北洋政府竟冒天下之大不韪，镇压学生运动的消息后，谭人凤又义愤填膺，立即于5月7日致电时任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总理钱能训，严厉批评政府屈膝卖国、逮捕爱国学生的罪恶行径。电报全文如下：

　　曹、章等鬻权卖国，有口皆碑，各校学生激于爱国热忱，同往诘问，公等现揽政柄，正宜借民气为后援，乃妄施逮捕，岂欲夥同卖国，朋比为奸歟？连年内哄，无南无北，皆属权利问题，可不为左右袒。教育为国家根本事业，任意摧残，并将绝望来兹！一息尚存，安能忍此？幸位不可恃，国脉不可伤，主权尤不可失！望公等审慎图之，毋贻后悔！

　　谭人凤在电报中，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对北京学生爱国行动的坚决支持，对北洋政府镇压学生爱国行动的无情抨击，同时也表达了自己与恶势力斗争到底的决心。与此同时，为了动员全国人民奋起响应和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谭人凤又通电全国，呼吁各地各界支持和响应北京学生爱国行动，要求政府释放被捕学生，严惩卖国贼，维护国权：

　　北京学生因外交问题，诘责曹、章等，当道逮捕学生，并议解散大学。国民希望和平，当道愈肆暴戾，弄权误国，媚外仇民。此种行为，谁复能忍？望诸公共持正义，电诘北廷，立释学生，严惩国贼，力争主权。人心不死，国必不亡！ [1]

　　谭人凤应是最早公开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行动、反对北洋政府镇压学生运动的著名革命党人，因此，其两电发出后，《申报》、上海《民国日报》、湖南《大公报》等全国重要报纸竞相刊登，立即得到各方的强烈响应。《民国日报》5月7日即就北京爱国学生声讨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三人发表时评，指出：“曹、章之罪，义所必讨，而徐(世昌)、段(祺瑞)实为罪魁。”孙中山、岑春煊、伍廷芳、林保怿、陆荣廷、唐继尧等广州护国军政府六总裁也于9日联名致电徐世昌，要求对此事“宜为平情之处理，庶服天下之人心”[2]（P232）。11日，由林森担任会长的广州国民外交后援会联合各界团体，在东堤东园广场召开声援北京爱国学生运动的国民大会。12日，孙中山向上海爱国学生表示：“对诸君爱国热忱极表同情，当尽能力之所及以为诸君后盾。日来亦屡以此意提撕同人，一致进行。”[3]（P54）。上海《民国日报》还特别开辟“大家讨贼救国”专栏，试图将舆论焦点从“外争国权”引向“内惩国贼"的方面来。17日，该报又发表时评，重申除“根本推倒"北洋政府外，“没有别的法儿可以救国”。

　　5月9日，上海神州女校召开国耻纪念大会，特别邀请谭人凤到校“演讲国耻之要素，借以团结学生家庭及其亲戚抵抗之决心”。[4]

　　但北洋政府对于谭人凤及全国各界的呼声充耳不闻，竟于5月9日夜间发出三道命令：一是查办北京大学校长(这条命令中途收回了)，一是学生送交法庭，一是整饬学风。谭人凤闻讯表示坚决反对，再一次致电北洋政府，强调指出：“学生爱国被捕，闻交法庭，请审慎处之，免贻后悔！”[5]

　　由于谭人凤、孙中山等人的有力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迅速得到各地和社会各界的响应，并向纵深发展。6月初全国各大城市举行罢课、罢工、罢市，北洋政府迫于广大民众的压力，不得不下令释放被捕的学生，并罢免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人职务，五四运动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但到6月中旬，正当各界民众还沉浸在五四运动初战告捷的喜悦之时，腐败的北洋政府竟无视全国人民的反对，于6月17日又致电专使，悍然决定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消息传来，全国各地又开始举行更大规模的罢课、罢工、罢市，并派代表赴京请愿。6 月 28 日，徐世昌被迫接见了各地请愿代表，不得不答应拒签和约的要求。至此，“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直接目标基本达到，取得了初步胜利。

　　二

　　6月下旬，正当五四运动取得初步的胜利之际，谭人凤应福建护法前线征闽靖国军总指挥方声涛的邀请，第三次前往粤、闽调处民军之间的矛盾。抵穗后，广东的学生爱国运动立即引起了谭人凤的高度重视。

　　先是，五四运动爆发后，广东各地学生和民众奋起响应。5月7日、8日两天，广东省会学生联合会、广州外交后援会等团体纷纷发表通电，要求严惩卖国贼，废除不平等条约，释放被捕学生。省内的潮州、三水、汕头、揭阳、普宁、梅县、海丰、海口、府城等地学生，也都纷纷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强烈抗议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和北洋军阀的卖国罪行，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5月11日，广州国民外交后援会联合各界民众，在东堤东园广场举行国民大会。与会者10万人，尤以学界为最踊跃。会场人山人海，气氛热烈。会场前后悬挂大幅横额、对联，场内插满了“誓杀国贼”、“保我国权”、“还我青岛”等旗帜。会场里还设置了演讲坛，登坛演说者每言及外交失败、亡国惨痛之处，皆是垂泪而道，台下听众也无不掩面而泣。会场里群情激愤，喊声震天。在此期间，广东民众还掀起了排斥日货的风潮。面对迅猛兴起的抵制日货风潮，日本驻广州总领事太田喜平要求广东督军莫荣新实行镇压。莫荣新一方面奴颜婢膝向日本人表示道歉，一方面联同代理省长翟汪、省会警察厅长魏邦平等向民众施压，先后发布了《督军、省长布告》、《省长公署布告》、《警察厅布告》和《督军、省长致各镇守使、道尹、督办、总办电》，严禁抵制日货行动。

　　对于广东学生和民众声援北京学生爱国运动，当时被桂系军阀控制的广东军政府态度游移，采取两面手法，一面为了利用学潮反对北洋政府，以提高西南方面的地位，允许学生在一定范围内活动；另一面又害怕引火烧身危及自己的利益和统治，对学生运动采取了防范和限制。与此同时，桂系军阀为加强对广东政权的控制，逼省长翟汪辞职，企图让广东督军莫荣新兼任省长。对此，广东民众和多数议员坚决反对，国民党人还发动各民众团体力请伍廷芳兼任省长。这样，广东的声援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与广东省长问题结合在一起，学生、市民与桂系军阀控制的军政府的冲突，势在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