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叟牌词》写作时间新考

　　谭人凤（1860－1920）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民主革命家、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石叟牌词》是谭人凤所写的一部自传性质的作品，对于研究谭人凤及辛亥革命史均具有重要意义。长期以来，学界普遍认为，《石叟牌词》写作于“二次革命”失败后，谭人凤亡命日本期间。然而，这种说法不无问题，明显与史实不符。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根据有关史料，对这一问题略作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

　　关于《石叟牌词》的写作时间，在我们现在所见的此书中，谭人凤并未交待。但此书稿的发现者陈浴新1949年在为经他整理后的《石叟牌词》所作的序中说：“此书为新化谭石屏先生自撰，历述其参加革命之实事，至第二次革命后为止，皆所亲历之事，确为信史。石屏先生逝世后，曾伯兴先生董理原稿，倩人汇钞，尚未装订，此稿流落书肆中。余以重价购归，重加整理。”他还说：“此书为其再度亡命，居日本之营公庙避地时所作，抑郁无聊，借牌词以抒其怀抱。”[1]（P16）这里，陈浴新将谭人凤《石叟牌词》的写作时间作了明确的交待，即谭人凤再度亡命日本，居日本之营公庙避地时所作。

　　自此，学者在介绍《石叟牌词》的写作时间时，都沿用陈浴新的上述说法。例如，1983年，经湖南师大饶怀民先生校点、加注的《石叟牌词》正式出版时，林增平先生在《介绍〈石叟牌词〉》一文中，对于该书的写作时间，基本沿用了陈浴新的说法：“《石叟牌词》是谭人凤于二次革命失败后，又一次亡命日本，隐寓福冈县太宰府町营公庙时所撰(1916年返国后可能稍有补辑)。” [1]（P1）又如，1985年，石芳勤在编《谭人凤集》时，收录《石叟牌词》，并加注说：“《石叟牌词》是谭人凤于二次革命失败后，又一次亡命日本，隐寓福冈县太宰府町营公庙时所撰。” [2]（P301）因此，201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湖湘文化辞典 （2）》在介绍《石叟牌词》的条目中也说，此书是谭人凤“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隐居于福冈县筑子郡太宰府町营公庙时所作”。

　　由此可见，迄今为止，学界一致认为，《石叟牌词》是谭人凤“二次革命”失败后亡命日本期间所作。

　　二

　　然而，据笔者查考，《石叟牌词》不应写于“二次革命”失败后谭人凤亡命日本期间。主要理由有三：

　　第一，谭人凤亡命日本期间缺乏相对适合的构思和写作环境。我们知道，谭人凤逃亡日本后，虽然曾避居九州福冈县筑子郡太宰府町，但他并非悠然事外，而是先为协调孙、黄矛盾，经常往返于东京与福冈之间；后来为反袁下南洋筹款，又经常往返于日本、新加坡等地之间。这样生活动荡不定，长年奔波在外，谭人凤不仅难以静下心来思考和写作，就是写了，稿件也难保管。

　　第二，此书中涉及第“二次革命”之后的事件比比皆是。试举几例说明：

　　1.在第一组的“评”中，有评论梁启超“反复无常，甚至卖朋友，事仇雠，叛师长，种种营私罔利行为，人格、天良两均丧尽。近康有为对人言：‘愿世人毋以我与某（指梁启超，下同——引者）并称，我有所不为，某无所不为也’”[2]（P302）之句，其中提到康有为“近”有公开指责梁启超一事。经查，1913年1915年之间，均无康、梁之间激烈的冲突而致使康有为公开指责梁启超之事。倒是1917年2、3月间，康、梁二人因在中国参战问题上观点严重相左而发生过公开决裂之事。梁启超极力主张对德宣战，而康有为则于3月13日致电大总统黎元洪和国务总理段祺瑞,表示坚决反对中国对德宣战，“否则悬吾目于国门，以视德舰之入也” [3]（P978）。对于梁启超极力主张对德宣战，康有为甚为愤怒，不仅“切责”梁启超“病狂”，并声称一年后德军进北京，要拿梁启超做元凶惩罚。[4]（P731）在这场参战之争中，谭人凤与康有为观点一致，坚决反对中国对德宣战，并致书康有为，指责梁启超不顾康有为的意见，“为所欲为，毫无忌惮，是不特开罪于国，亦开罪于先生（指康有为——引者）”，要求其“电请政府放逐梁氏”[2]（P204-205）。所以，这里的“近”字，在时间上显然不应指谭人凤亡命日本期间，而应是指康、梁在中国参战问题上观点严重相左以致决裂的1917年2、3月间。

　　2.在第二组的“叙”中，谭人凤写有与李燮和等人密谋响应长沙起义之事，但在此组的“评”中，谭人凤对于以上“订交诸人”后来的所作所为亦有所评叙，其中“或冀作洪宪功臣”[2]（P305）之句，显然系指李燮和于1915年8月与杨度发起筹安会之事。

　　3.在第十三组的“评”中，有胡瑛“假面揭开，降志辱身，遂与李燮和同降于袁皇帝” [2]（P321）之句，显然亦指其1915年8月与杨度发起筹安会之事。

　　4.在第二十九组的“评”中，有“黎元洪一无用之庸劣懦夫也，武昌革命以统率无人，拥为都督，旋而副总统，旋而大总统，居然命世之英。而察其前后事功，汉口由其犹豫而烧，赣、宁由其反对而败，国会由其违法怕死而解散” [2]（P357）之句，其中黎元洪当大总统在1916年6月7日，黎元洪在张勋的逼迫下解散国会则在1917年6月。

　　5.在第四十组的“评”中，有“克强死矣，吾不知黎元洪对此，其亦有何感想否” [2]（P384）之句，黄兴逝世于1916年10月31日。

　　既然《石叟牌词》有这么多处涉及1915、1916乃至1917年发生之事，这就表明，《石叟牌词》并非写于二次革命失败后谭人凤亡命日本期间。林增平先生对这种现象应有所察觉，所以他在《介绍〈石叟牌词〉》一文中，在沿用陈浴新的有关说法时又特别附上了一句不太确定的话：“1916年返国后可能稍有补辑” [1]（P1），对于陈浴新的上述说法略有怀疑的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