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关系简论

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关系简论

——以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为视点

　　在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实际存在着三种势力：中国人民、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外国资本主义列强。与此相适应，也存在着三对具体矛盾：中国人民与资本主义列强的矛盾、中国人民与清朝封建统治阶级的矛盾、清朝封建统治阶级与资本主义列强的矛盾。长期以来，人们一般对前两对矛盾看得比较清楚，认识也较为深刻，而对后一对矛盾的认识则不够全面。在承认反帝反封建总体目标的前提下，是否有必要将反帝、反封建二者区分开来，分析二者之间的不同关系以及不同表现，这是一个比较敏感、不能回避、比较重要的话题。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具体事物要具体分析。因此有必要对反帝反封建二者的关系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

　　首先从第一个事例来看：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并且发生八国联军侵华，使中国陷入剧烈社会动荡，面临被瓜分的危险。在这中外民族矛盾激化的危急关头，客观现实要求国人团结一致抵抗外敌入侵，维护中国统一。然而恰恰是这时，清政府遇到列强的打击，逃往西安，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一些抱有反封建目标的激进人士，便意图乘机加紧打击清政府。当时，香港总督卜力授意，有香港“华人领袖”之称的何启出面联络革命党人陈少白，提出由孙中山与两广总督李鸿章会面，游说李鸿章宣布两广独立，进而向长江流域扩展，与清政府分庭抗礼（后来孙中山怕遇到不测没有出面，派其助手日本人宫崎寅藏等人与李鸿章的心腹幕僚刘学询见面）。设想一下，如果李鸿章宣布两广独立，那对于清政府无疑是灭顶之灾的打击。可是另一方面，两广独立就意味着中国出现分裂，列强会不会因此而瓜分中国——这并不是危言耸听——那样的话，受到灭顶之灾打击的就不仅仅是清政府，而是整个中华民族。作为香港总督的卜力提出这个动议，显然不是为了中国的利益，而是为了英国及列强的侵略利益，有些居心叵测。在这个紧要关头，老成持重的李鸿章准确分析形势，没有贸然宣布两广独立，而是接受清政府任命担任议和大臣，以老迈之躯北上履职，忍辱负重，与八国联军代表谈判，利用列强之间的裂痕寻求应对之策，最终求得了列强退兵，中国一统江山得以维持的结局，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再看第二个事例：到了20世纪初的辛亥革命时期，反帝和反封建两方面的不一致性也是非常明显。从推进中国政治进步的角度看，必须反对和推翻清政府的腐败统治，追求民主和自由。因此革命党人舍生入死策动各地武装起义，谋求政治变革。但是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列强争相加紧侵略中国，蚕食地方，加剧了中华民族的危机。因此，从反帝的角度出发，客观现实反而需要加强中央集权，以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否则一旦革命大规模爆发，国家权力出现真空，社会就会陷入动荡，就可能给维护国家统一造成困难（当时改良派反对革命，也有这方面原因）。这种担忧并非杞人忧天，后来随着形势发展，武昌起义爆发，全国各地响应，清政府分崩离析，反封建任务取得根本性突破。然而，正如人们所担心的，维护国家统一的任务果然受到阻碍。比如，一些边疆民族地区发生了“驱汉事件”，北部蒙古地区在沙俄策动下“独立”，后来最终脱离了中国。还有，1912年7月俄国与日本签订《第三次日俄密约》，两国商定，一旦中国出现大规模动荡，俄、日两国就出兵分别占领中国的蒙古和满洲。此外，英国在西藏地区也加紧进行危害中国主权的阴谋活动。鉴于这种现实威胁，1912年9月黄兴指出：“况日来满蒙风云日益危急，兄弟阋墙，外御其侮，诚今日之要务。”正是由于看到列强阴谋分裂中国活动的危害性，看到反帝和反封建两个方面在特定时期的不一致性，当时中国各派政治力量经过权衡，顾全大局，最终接受了由袁世凯出面完结清政府，进入中华民国的这种求同存异的变革方式，从而避免了发生大规模内战，以较小的震动、较短的时间、较少的损失，实现了政治变革，客观上具有遏制列强瓜分中国的效果，是符合历史实际的选择。这说明，当时的人们注意到了必须兼顾反帝反封建二者的关系，是符合理性思维的。

　　由此可见，历史是客观的、复杂的，研究历史要有具体事物具体分析的辩证思维，要有符合理性、符合历史主义的科学态度。笔者以前初学历史的时候，读到李鸿章签订《辛丑条约》，出卖国家主权，心中不免义愤填膺，于是口诛笔伐。现在静心想一想，当时清政府已经逃亡西安，京城及北方地区被八国联军分别占领，国家生死存亡系于一旦，作为两广总督的李鸿章本来是反对清政府错误决策的，已经参与“东南互保”，而现在面对全国危急形势，也无暇考虑其他，只好临危受命，从广东长途跋涉冒险北上，为清政府的决策错误收拾残局，他心中想必是痛心疾首和愤愤不平的。最后通过谈判，总算是保全了国家统一版图，虽然李鸿章被指为卖国贼，然而是非曲直，历史才是公正的评判。还有，以前读到民国成立不久孙中山把临时大总统让给袁世凯，就认为是辛亥革命失败，是资产阶级软弱，因而称袁世凯是“窃国大盗”。现在静心想一想，当时外国渗透导致中国边疆地区面临那么多的困难，为了对国家统一负责起见，必须尽快完成政权交接，缩短过渡时间，以便整合社会力量形成合力一致对外；再者，如果南北发生大规模内战，就会社会遭动荡，经济受损害，百姓受苦难，国力受摧残，统一受挑战，这是人们所不愿意看到的。这种主流民意，要求有责任感的政治家们必须出以公心思考和对待。从这个意义上说，孙中山革命党人向袁世凯让步不能简单理解为资产阶级软弱，而是明智、是务实、是顾全大局、是对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尊重。曾经以排满为主要口号的辛亥革命，并没有对满洲人赶尽杀绝，而是实行五族共和的国策，维护了中国大一统的版图，是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心胸的反映。清帝退位后的1912年夏天，孙中山和黄兴先后来到北京，清室近支如载沣、载涛、载洵等人曾专门设宴款待黄兴。这种情景折射出某种和解、和睦的气氛，非常值得深思。

　　联想1930年代，蒋介石政权的腐败和对日妥协早已激起国人的愤怒，然而当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时，中国共产党人却不主张杀蒋介石，而是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推动和拥护蒋介石政府对外抗日，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维护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可见，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关系的认识和把握是符合历史、符合理性的。

　　对上述两个事例的分析可以看到，近代中国的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两个主题、两个任务，总的方面是互相联系、并行不悖的。但是在不同时期，二者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在一些特殊时期，二者的关系表现出更为复杂的情形。我们在反对清朝统治、推进民主变革的时候，不能不考虑其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可能带来的影响。单纯强调一个方面，可能会弱化另一方面，带来不利后果。这种情况下，孰轻孰重、孰先孰后，特别需要慎重处理对待，恰当把握分寸，避免造成历史的遗憾。只有对二者的联系与区别进行符合历史、符合理性的分析判断，才有助于接近历史的真实，有助于对相关历史人物的思想和活动作出客观的评价。

　　（作者系惠州学院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