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与辛亥革命(3)

　　但是，正如蔡廷干从武昌回来以后，对莫理循所说的：袁世凯虽然“在南方得人心，但被任命为总统还无把握”。袁世凯不能不做两手准备。

　　总之，主客观情况都表明，袁世凯南北议和的目标，在君宪之外，共和作为一个选项，为时势所必须。

　　袁世凯择定唐绍仪作为北方首席代表。二人的公谊私情交往俱深，从1884年袁世凯与唐绍仪在朝鲜首次见面起，两人相交己经28年，经历过种种风雨，甚至一起面临过战争考验。唐一直是在袁的栽培扶掖下升发起来的，从而被袁视为可靠的政治伙伴与助手。袁相信唐可以按照他的意图办事，贯彻他的主张。袁也深知唐的留美学生背景，以及广府人士同南方革命党势力的人脉关系，一旦需要启用共和这个选项时，可以左右逢源。这也许是袁世凯遴选唐绍仪做为议和北方首席代表的一个主要原因。但是，没承想，南北议和一开始，唐绍仪就把选项做为唯一的主项。

　　议和谈判共举行五次，会议记录收入《共和关键录》，毋庸赘述。正如议和北方代表团成员蔡金台致赵尔巽长函所说，“万不料伍（廷芳）甫提及民主，唐（绍仪）即满口赞成”，“卒有由国会议决之奏”。南北双方根本未有进行共和与立宪的交锋，北方代表团实际作鸟兽散。证以会谈记录，蔡说大体不谬。整个南北议和，唐绍仪所率代表团根本未做实行君宪的任何努力，这大概是袁世凯始料不及的。

　　唐绍仪临行前，袁唐如何运筹帷幄，袁如何面授机宜，不得而知，二人从未披露过，即使在唐绍仪与伍廷芳谈判的结果袁世凯甚不满意，而取消唐的代表资格之时。这就是政治家的游戏规则。无论袁世凯是以什么方式表达的，唐绍仪似乎己经心知肚明，袁的谈判底线，除了君主立宪而外，还心存有共和总统这个选项。加上唐早年留学美国而养成的对共和制度的钟情，于是在南北谈判中，不待南方重申对袁世凯共和总统的承诺，就抛出了袁对黄兴来电所表白的那一番话，使南方未经任何周章，就获得了袁可以接受共和的谈判底牌。唐绍仪请辞代表之后，袁唐二人仍然维持着政治伙伴的关系，这也是唐得以出任民初第一任总理的重要条件。但是，此后，袁唐二人之间的关系明显地产生了某些微妙的变化。仅仅几个月之后，1912年6月，在任命直隶都督事件中，二人的矛盾就公开化了。袁世凯对其长子袁克定说：“少川请病假赴津，将辞职。名望太坏，只好许之”此处袁指唐“名望太坏”，不知是否包括他对唐在南北议和谈判时的某些不满。

　　南北议和议定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然而，南方各代表会议却宣布建立中华民国。对此，北方颇为愤懑。孙中山本人于被推选为临时大总统的当天，12月29日即致电袁世凯表示：“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被袁世凯称作“奖诱”，而不采信。“失职”的唐绍仪请辞代表，由袁直接与伍廷芳来往电商。其所争议的国民会议地点选择，会期的后延，各省代表名额的多寡及产生程序，边疆地区代表名额的设定与增加等等，并无太大实际意义，无非是等待南方革命党统一思想，践行之前的承诺。等到张謇致电袁世凯：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君宪之争自然就结束了。

　　三辛亥革命和平解决是国民的福祉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南北议和的谈判，逐渐由国民会议诸事宜转变为国体变革以后的清室善后问题。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商榷，南北与清室三方最终达成共识。民国元年（1912年）2月12日（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清室宣布接受优待条件，颁布退位诏书。同样根据协议，袁世凯发表通电，共和为最佳国体，宣布赞成共和。同样根据协议，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南北统一的共和国临时大总统。于是，清王朝和平终结，南北和平统一，辛亥革命宣告和平解决。达到各方面有限度有保留的共同满意、起码可以接受的共识，自然是各方面妥协的结果。

　　优待清室条件的修改。南方最先提出的皇帝称为“让皇帝”，改为“尊号仍存不废”。岁用三百万两，改为四百万两，并且“由新政府提交国会议决”，改为直接规定“此款由中华民国拨用”。还加了“关于清皇族待遇之条件四条”。从南北双方提出文本到公布的公认定本，前后不止十易其稿。除当时媒体公布者外，日本静嘉堂文库的《袁氏秘函》一目，保存了至今能见到的全部修改稿。其中以袁世凯手批的本子最为优厚，这大概是他为补偿未能实现保住“满清君主”四个字的愧疚之情。值得注意的是，袁世凯还专门手批加一款“蒙古王公世爵均仍其旧，並保护其一切产业”。这是专门安抚当时正在闹独立的外蒙古的，可惜未被采用。

　　清帝退位诏书也是几经修改而定。史称诏书的起稿人是张謇。在结束清王朝，完成政权更易的这个关键部分，其文字是“即由袁世凯以全权与民军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协商统一办法。”按他的本意，是“略声出民军发起之功，袁为资政院所举”，即摆平袁与民军在结束旧王朝，建立共和国的历史变革中大体平等位置。而袁世凯手定的改本则成为：“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这就是经政府公报刊布后世公认的本子。经此一改，袁世凯成了政权更替的唯一合法继承者，而民军则完全屈于“协商统一”者的地位。对于袁世凯来说，这是志在必得的。

　　2月14日（十二月二十七日）上午，即清帝退位诏书颁布、袁世凯剪掉辫子的次日、他来到内阁公署，同内阁章京许宝蘅谈及这一切时说：“我五十三岁，弄到如此下场，岂不伤心。”表达了某种迷惘和愧怍。这当是他部分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而不完全是假装或做秀。它也可以做为一个证据说明，这样的历史结局，并不是如某些史籍所论定的，是袁应诏出山时就设定的预谋和导演。

　　辛亥革命的进程也可以有另一种途径，即以传统的内战实行改朝换代。但当时，国人有识之士要求停止武装冲突，实行和平解决的呼声甚高，例如张謇致袁世凯电和致铁良书就颇具代表性。张謇致袁电谓：恐南北相持，将兆分裂，大非汉族之福，心窃痛之。”“若因是再肇战祸，大局何堪设想。謇前曾以第三位自任，今危象已露，不容坐视。”他表示，将运用自己的影响，运动南北军人，达成联合“公意”，电请南北政府不再开战。倘不接纳，即拒绝接受命令，“不任战斗之事”。江苏独立之后，借助浙江独立、杭州满汉和平息争的事实，张氏又致江宁将军铁良书说：

　　为将军计，当计其大与长……奋斗效死，使两族生灵涂炭于兵锋，一朝之忿也。将军才器实为满望，皆无取此。为将军计，掷一身为沟渎，小忠之事；毋宁纳全族于共和主义之中。为满人多留一恶感，而遗以同尽之大危，不如为满人多种一爱根，而使之易世而滋大。浙省宣布独立，汉满要约不相残害，已事可鉴。今苏州亦已一律矣。使彼此相见不以干戈，生民之幸，两族之福，将军之所遗也。如其不然，亦将军遗之。

　　对南北双方，皆以息战讲和，国家统一，为满汉两族大众谋福祉相期许。

　　梁启超、汤寿潜亦有相同的强烈表示。袁世凯进京组阁后，11月18日，梁启超致电袁谓：

　　传闻诸道路，谓新政府尚主战议。同胞涂炭，岂有未极，何忍再加薙称？况欲备战力，势且不得不有所仰于外，险象之乘，讵堪设想？公之忠诚明察，当不出此。

　　反对南北开战，主张“速开国民议会”，解决国体问题。11月16日，汤寿潜为致力于浙江和平解决致函赵凤昌说，他之所以急返杭州，是因杭州有旃丁四五千，“万一相搏，杀伤必相当。坐见万人将流血，乌能无动”。“冀力与杭旃和平解决”，“得免流血”，“发撝人道主义，以震楊东西人之耳目”。

　　而且辛亥革命的进程，也始终存在和平解决的历史机遇。革命党本以武装革命“驱除鞑虏”为职志，武昌起义以后，革命形势的确也在迅猛发展，但他们财政艰窘，并且一直自觉缺乏武装推翻清政府，统一全国的绝对实力。清政府赖以镇压革命的最具政治和军事实力的袁世凯势力，自觉无绝对实力消灭革命军，而主张和平解决。清政府已失去武装镇压革命军的底气，甚至失去作困兽之斗，逃回“龙兴之地”东北或逃去外蒙古的可能。诚如袁世凯内阁上奏的《请速定大计折》所说：大局至此，虽欲效周室之播迁，己无相容之地。辽东已为强邻所虎视，库伦早呈背顺之萌芽。”只有接受优待条件，和平逊位之一途。

　　于是，当时决定中国命运的各派势力，把握住这一历史机遇，顺应舆情，放弃对立与报复性仇杀，泯除积怨，而寻求理性的和平了结，逐渐成为共识。并且本着这个共识，和平结束了清王朝，共同建立了新的共和国家。

　　辛亥革命的和平解决，使各派的政治利益得到了最大的满足。国民免遭了战争带来的屠戮与浩劫，躲过玉碎瓦全、倾家荡产、颠沛流离、横尸遍野的苦难，安宁地过渡到新的政权之下。国家实现了政权的和平转移，国力未遭破坏，国基未受动摇，国家形象提高。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历史创举，是古老东方政治智慧的结晶。

　　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实在再也经不起一场大规模内战的折腾了，国家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己经到了十分脆弱的地步。东西方列强的政治经济控制，从边远到腹地，己经深入肌里。分而治之，或许未必，但是在边远地区，寻找一个借口，策动某种势力，制造“独立”或“自主”，则是随时可能发生的，而这种分裂一经成为事实，则就几乎完全失去收回的希望。而某些势力助长这种分裂行动，也并不乏其人。例如当时的陕甘总督升允，就是跑到蒙古声嘶力竭的鼓噪之徒。所以，也有西方学者在他们的著作中使用“瓜分危机的再起”这样的题目，概括这时中国面临的险峻处境，并列举了从东北到西南的瓜分危机现象和苗头。时贤如张謇者“将兆分裂”的惊呼，并非空穴来风，而实是揪心的忧虑。

　　辛亥革命和平解决，迅速成立了五族共和的统一国家。古老文明的东方大国，以一种新的面貌和姿态站立了起来，从而翻开了历史新的一页。百年以后回顾历史，对当时的险峻局势，实在有点后怕。惟其如此，也更加赞叹和平解决这一古老东方的文明智慧。历时愈久，辛亥革命和平解决的历史意义，愈显其深远。

　　作者单位：骆宝善，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刘路生，广东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