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的博爱观

孙中山先生的博爱观 ——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

　　孙中山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同时，他的高尚品格和博爱思想，以及视“博爱”二字为自己终生倡导的信条并不懈地身体力行，既是中华民族的一代楷模，又是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精神遗产。

　　真诚地为国为民的孙中山，在历史舞台上奋斗了凡四十年，著述甚多，广为交游，并始终站在历史潮流的前头，给时代留下了个人的鲜明印记。他制定三民主义学说作为指导思想，旨在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共和国，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和谐社会，他宣誓要以“博爱”“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为己任，实现中国和世界文明共享，共同进步，建立一个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造就和谐安康幸福的人类社会。可以说，“博爱”的理想境界使孙中山为之奋斗了一生。南京中山陵石坊上镌刻的“博爱”镏金大字，正象征着他所瞩望的这一境界。

　　探讨孙中山的“博爱”思想，是一个具有开发价值和研究意义的课题。它在当今全世界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对于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以及实现和谐中国、和谐世界，造福于全人类都具有突出的地位和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孙中山的博爱观怎样形成的呢？它是吸收了人类文化遗产中的多种营养，其来源是多渠道，多层次的。

　　孙中山的性格坚强勇敢和慈爱仁厚，幼年时具有博爱的胸襟，及敢担风险的过人胆略。其胞姐孙妙茜忆述：孙中山“幼时见群儿被人欺凌，则打抱不平，必奋斗以打，即使不赢，亦不稍退。”他曾大闹北极殿，反对盲从迷信，并具有善良心智，曾勇敢向母亲请求不要缠其姐的脚，免其痛苦；他反对蓄奴，认为人没有奴役别人的权利；他从小反对赌博，为了劝赌，曾遭败者痛殴而不悔，勇气可嘉。诚如宋庆龄所说：“孙中山痛感人间不平，而终生投身革命，为了解救中国人民的苦难，为了中国的儿童有鞋穿，有米饭吃，孙中山献出了他四十年的生命。”

　　孙中山早在香港西医学院就读时，已具有变革腐败现实、拯救祖国之志。他借行医救人作掩护，集合同志，纠聚群力，以图革命报国，系“藉医术为入世之媒，行革命救国之实”，由医人到医国，由“小爱到大爱”，已开始表现其博爱精神。

　　孙中山谦虚好学，他在香港攻读医学之余，凡有关国利民福的知识都潜心钻研，尤其热爱阅读《物种起源》和《法国革命史》，对达尔文学说中的积极进化论和欧美资产阶级革命的天赋人权理论、法国大革命高呼的“自由、平等、博爱”三位一体政治口号十分向往。在1906年秋冬间，孙中山在《中国同盟革命方略》中，便首次揭橥“自由、平等、博爱”之革命大旗，明确指出：“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力图使这一政治口号成为中国人民的精神支柱和社会变革的思想武器。孙中山成为这一政治口号的热心提倡者和实践者，特别是“博爱”二字更是其身体力行，并终生倡导的信条。

　　少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就读的是基督教学校，曾积极参加学校的宗教活动，对《圣经》中包含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很是赞赏，基督教的博爱思想潜移默化浸润于其脑中，所以对受苦难的中国人民产生同情和怜悯的感情，树立起牺牲一己以救人于水火的志向。1883年时十七岁的孙中山由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喜嘉里（Charlee Robert Hager）主持，受洗成为基督教徒。1891年，他在香港西医书院参与创立“教友少年会”。这样，基督教思想便成他青年时期最早接触的西方思想。基督教神学思想的重要内核之一，就是宣扬人类博爱。在《圣经》中，有“爱人如己”“爱你的邻人”“爱他的仇敌”等说法。它以博爱为至高无上的道德原则，认为天人相爱、人人相爱，是高于一切的，由此原则引发产生同情、慈悲、服务、牺牲等高尚的社会品德。上帝爱世人，便衍生出世界一家、人类一体的最高理想。孙中山认为宗教家之仁，如佛教、耶稣教都是以牺牲为主义，救济众生。还称赞宗教家是“重于利人者”，专用自己的才能以谋他人的幸福。

　　西方人道主义的影响，也是孙中山博爱观的思想材料来源之一。孙中山有着长期的西方生活经历，十分推崇与尊敬人道主义的“慈善家之仁”，认为慈善家以乐善好施为事，为人称道。他学医、从事医生工作，就因为认为“以医亦救人苦难求”，就是因为受到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人道主义的影响。

　　孙中山博爱观的形成又得益于他奇特的革命经历。1895年发动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即踏上了四处漂泊、出生入死的流亡革命者的征途。他多次被清政府通缉，国内无立足之地，海外也不平安，先有伦敦蒙难，继有新加坡、旧金山的拘押，后在安南、南洋、日本、香港、台湾等地也不能自由住处，不是禁其入境，便是下逐客令，甚至险遭暗杀。在这艰难的处境中，孙中山所到处，均得到华侨、各国友好人士的帮助，有的为营救他四处奔走、甘冒风险，有的为资助革命而慷慨解囊、毁家纾难，使他渡过一道道难关，一次次化险为夷。可以说，孙中山的事业和生命均得到进步人士的爱护。共同的敌人——专制制度或帝国主义，共同的目标——铲除人间不平，使不同国际、不同信仰、不同遭遇的人们之间建立起友爱互助的关系。孙中山曾多次对东亚的青年说：“让我们进一步地互相了解，我们彼此当必进一步相爱。”博爱，在孙中山与世界人民中间有了新意义。

　　还有，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仁爱”的思想，也是孙中山博爱观的又一重要思想材料来源。

　　博爱与自由、平等一道作为反封建的思想武器，是西方资产阶级首先提出来的；但形成博爱观念的许多思想基因，如关怀人、尊重人、爱护人等主张，中国古代思想家早已有所论述，如孔子的“泛爱众”、孟子的“恻隐之心”、墨子的“兼爱”、子夏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等等。近代的中国人最初接触到Fraternity（博爱）一词时，很自然地想到了中国圣贤的这些名言，有的把它译为“兄弟”，有的把它译为“亲爱”，“博爱”的译法则来自韩愈《原道》上的“博爱之谓仁”。

　　古代圣贤的这些主张在孙中山思想中有深刻的反映。他从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继承了“仁爱”思想，接近了古代的“性善论”，不仅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是“天性使然”，而且把尧舜禹汤文武的“仁民爱物”、墨子的“兼爱”等作为一种仁慈的好道德大加赞扬。孙中山认为“博爱”就是中国古代所谓的“仁”，赞同韩愈“博爱之谓仁”的说法，指出：“古代最讲爱字的莫过于墨子。墨子所讲的‘兼爱’，与耶稣所讲的‘博爱’是一样的。”

　　综上所述，说明孙中山博爱观的形成，既受到了基督教博爱教义、西方人道主义和法国大革命中“自由、平等、博爱”口号的影响，又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中“仁爱”思想熏陶。不仅如此，与此同时，基于孙中山周游世界，视野宽阔，他还结合时代特点、中国国情和个人体验，而有所发展和创新。是他集独立创想与博采众说之大成，是多元智慧的结晶。

　　孙中山的博爱观，从救人、救世到救国，从狭义到广义不断的深化。他在其内容和实践上都有许多高出了前人的地方，孕育出具有鲜明的个性新思想。总体来说，表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视“博爱”是一种人生的权利。

　　孙中山认为享受博爱（即同类相爱）的幸福是一种天赋的人权。他多次强调，凡属人类一律平等，民众有享受幸福的权利，这是一种人心所向，不可阻遏。1912年他以大总统名义颁布了有关保护人民权利和革除社会恶习方面的法律和政令达30多件，就体现了他的这种思想。孙中山说：“人权神圣，岂容弁髦”。这些法令表明，孙中山认为，不论何人，都有被他人作为人来爱怜的权利。

　　其次，认为“博爱”又是一种好的道德观念。

　　人不仅有被同类所爱的一种权利，而且还要看作是一种人生的义务，主张保护人的平等权利和人的尊严，要承担起拯救人类于水火的责任。孙中山说：“博爱”的本质首先在于奉献，在于为他人“谋幸福”，而社会的理想形态在于“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人类互助互进，天下同谋幸福，因此“博爱”越过亲情，普及世间。这样就不仅使博爱成为一种奋斗的目标，远大的理想，而且使博爱成了一种手段，一种切实的精神，它在孙中山的革命生涯和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再次，认为“博爱”是“公爱”而非“私爱”；“仁”有“救世之仁”“救人之仁”和“救国之仁”的区分。

　　“爱”是一种很宽大广泛的观念，内涵很多。既可以指亲子之爱，又可指友情之爱，也可以指人类之爱。孙中山把爱区分为“私爱”和“公爱”，认为妇人对子女的亲子之爱，只是一种私爱，只有博爱才是一种公爱，“非妇人之仁可比”。他对爱的区分并非到此为止，结合他所处的时代，进而把“博爱之谓仁”的“仁”区分为“救世之仁”“救人之仁”“救国之仁”三种，认为救世是宗教家之仁，救人是慈善家之仁，“救国是革命家之仁”。从现实需要与实际效果来看，救国是当时第一位的。在实践中孙中山懂得了连生存权也没有的中国民众所受的苦难，不是宗教可以解脱，医术可以疗治的，只有实行革命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他毅然放弃当传教士或名医的理想，而甘做一名四处漂泊的革命家。从救世、救人到救国，正是他思想的升华，行动的进步，充分体现了这位民主革命家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赤子情怀。

　　最后，把“博爱”区分为“狭义博爱”与“广义博爱”，认为社会主义是“广义博爱”，并且是达到了“真博爱”的境地。

　　孙中山解释说：“我国古代若尧舜之情施济众，孔丘尚仁，墨翟兼爱，有近似情爱也者，然皆狭义的博爱，其爱不能普及于人人。社会主义之博爱，广义之博爱也。社会主义为人类谋幸福，普遍普及，地尽五洲，时历万世，蒸蒸芸芸，莫不被其泽惠。”此社会主义之博爱，所以得博爱之精神也。这种博爱的精神则体现在：社会主义消灭贫富之阶级，并通过社会的发展，使人人都能得到幸福，所以，他认为“社会主义之国家，一真自由、平等、博爱之境地也”。在他对三民主义的解释中，称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主张经过经济手段来解决人民的疾苦，因此他对实现民生主义理想具有强烈的愿望。

　　孙中山对社会主义的肯定和赞赏，特别是称社会主义之博爱是真情爱，说明他已超越了西方资产阶级博爱观，并给自由、平等、博爱的旧口号注入了社会主义的新内容。他指出，理想的世界就是“大同世界”即“天下为公”。孙中山提倡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其实就是提倡“博爱”，“人人不独亲其所亲，子其所子”，以至“老者有所养，壮者有所营，幼者有所教”，人间没有压迫，天下没有战争。

　　孙中山以人道博爱的形式，来解释社会主义的发展和进步。他说：“为四万万人谋幸福就是博爱”。也就是说博爱是为全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所以，孙中山的博爱首在爱我中华民族、爱我中国同胞。用推广“博爱主义”来实现“世界大同”，使全世界不同人类相互爱慕，共同发展和进步便成为孙中山毕生为之奋斗的理想和政治追求。

　　孙中山对“博爱”除了不断地理论宣传和毕生实践以外，他还通过题词作为手段和形式，使他的公天下精神和博爱精神得以广泛传扬。

　　孙中山一生曾以苍劲的笔力写过许多题词条幅和遗墨，根据刘望龄在其《孙中山题词汇编》一书的统计，总数计983件。内中题词条幅有469件，遗墨314件。在这些题词遗墨中，同一内容书写最多的就是“博爱”二字，共有64件。再对照笔者主编的新版《孙中山全集》第十三卷“题词遗墨”中，有相近的4件，以及字异义同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公天下”“世界大同”“共进大公”等36件。计算在内，总数达143件，占孙中山题词总数的三分之一。可见其对“博爱”是何等的重视！

　　孙中山认为，“博爱”是“人类宝筏，政治极则”，“是吾人无穷之希望，最伟大的思想。”他以天下为己任，以爱人类、爱和平、爱中国和中华民族作为奋斗的理想和目标。孙中山的博爱思想，是真正地反映了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世界多数民族的共同追求。他所以将此“博爱”二字书以赠人，不仅是为了联络感情或表彰对革命的赞助，而且还具有鞭策自己、勉励他人，唤醒世人以及与人共勉的深刻含义。

　　正因为孙中山把“博爱”“天下为公”“世界大同”，视为理想社会的最高境界和全力追求的最远目标，就使他的政治思想“博爱”超越了国界，成为全世界全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象征着人类的希望。

　　孙中山提倡“博爱”，就是让国人理解他的社会变革思想，在于“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力求实现“天下为公”“世界大同”，造福人类，实现世界的永久和平和人类社会的代代安康和谐。

　　孙中山的博爱观是留给后人值得回味和思考的宝贵精神遗产，国人理应很好地继承和发扬。

　　孙中山的政治思想和主张，不仅在求中国之“天下为公”“共进大同，”而且还致力于“世界大同主义”，努力开全球的“新纪元”。

　　我们探视孙中山博爱观的起脚点，明白显示，它主要是对受苦难的人民的怜爱与同情。也正是随着从“救世之仁”到“救人之仁”再到“救国之仁”的思想升华，孙中山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位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也正是这种具体的“爱”，促使他为拯救祖国奋斗了四十个春秋，建树了举世瞩目的丰功伟绩。

　　正因如此，孙中山赢得了全世界的人们对他的尊敬和崇仰。日本友人宫崎寅藏认为，孙中山的博爱思想已“接近真纯的境地”，称颂孙中山的“博爱”题词是无与伦比的“东洋珍宝”；美国学者林百克则尊称孙中山为“人间的活上帝”，是崇高道德的典范；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则称颂孙中山为“东方民族解放之父”和“世界被压迫民族、世界被压迫阶级的救主”；共产国际共产党人，则公认孙中山为“东方被压迫革命民众的首领”，“是被压迫国家革命运动最伟大的代表之一”。对这些赞颂，应该说孙中山是当之无愧的。

　　我们今天研究、宣传孙中山的博爱思想和精神，并使其发扬光大，就要坚定地树立起爱国家、爱人民、爱大自然的信念，促使人人都要从自己身边的人和事做起，来帮助他人，为社会尽义务，为人民谋幸福，从而共同促进振兴中华的“中国梦”早日实现，并推进“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美好前景尽早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