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主义孕育下的民国精神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征程中，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以其磅礴的气势和高昂的爱国情感，铸就了一种顺应发展潮流、凸显时代内涵、彰显进步理念的“民国精神”。在随后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民国精神”始终在民族危机的最紧急关头，凸显着它的精神动力和价值张力，成为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激励民族情绪、唤醒民族意识、彰扬民族精神的巨大文化力量，并在社会变动与时代助推中实现着中国近代社会更深层次的新陈代谢。

　　民国精神的孕育形成

　　1904年，辛亥革命健将宋教仁因祖国遭受到的悲惨命运而悲愤长歌。这种压抑悲愤的心情，正是历史时代的客观本质及其发展趋势在社会精神生活领域的反映，同时也意味着一种新的价值取向和时代精神必将会在此时出现。1905年11月，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第一次将同盟会的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随后很快便以“三民主义”的措辞流传于世。“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

　　孙中山以“振起既死之人心，昭苏将尽之国魂”为宗旨，并迅速形成一股革命风潮，的确为“开一新纪元”，这也就意味着反映历史发展趋势的时代精神，正在成为一股巨大的离异于传统文化的精神力量，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升腾。而以中国同盟会为组织基础孕育而成的 “三民主义”，就成为民国精神的内核和精髓。正如后来孙中山指出的那样：“主义就是一种思想、一种信仰和一种力量。大凡人类对于一件事，研究当中的道理，最先发生思想；思想贯通以后，便起信仰；有了信仰，就生出力量。所以主义是先由思想再到信仰，次由信仰生出力量，然后完全成立。”在此基础上经过长期的思考探索，1921年孙中山在桂林军政学七十六团体欢迎会的演讲中，明确地将“三民主义”概括为民国精神。他指出：“中国革命的道理，就是革命党平日主张的三民主义”，“诸君今天来欢迎本大总统，还要希望诸君来欢迎本大总统所主张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能够实行，民国才可以建设得好。如果人民不了解三民主义，民国前途，还是毫无希望。三民主义便是民国的精神。诸君欢迎民国的精神，那才算是真正的欢迎。”

　　民国精神的时代内涵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由孙中山创立的旨在为建立崭新国家的三民主义学说，历经理论和实践的多次凝练，最终内化为民国精神的内核和精髓，并在中华民国这一亘古未有的现代国家体制下，赋予了民国精神新的时代内涵。

　　首先，民国精神体现的是中华民族一体共和的建国精神。1912年，孙中山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郑重宣告“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还用法律形式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1921年，孙中山又进一步指出：“吾国今日既曰五族共和矣，然曰五族，固显然犹有一界限在也。欲泯此界限，以发扬光大之，使成为世界上有能力、有声誉之民族，则莫如举汉、满等名称尽废之，努力于文化及精神的调洽，建设一大中华民族”。实际上这种高扬中华民族理念，以民族精神来建设新的国家，无疑是构成民国精神新的时代内涵的重要养料。

　　其次，民国精神体现的是民主法治精神。正所谓“民国之国是，即为民权，民权之发展，即民国精神之表现也。一切政治上，法律上之问题，其解决皆应以此为标准。”与此同时，民国精神还体现为法治精神，“民国精神，重在约法”，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应该说作为资产阶级共和国象征的民主法制精神，是包括孙中山在内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非常重视的。孙中山明确指出：“民主主义，为世界自觉国民信奉之正义，议院政治，为近代国家共由之正轨。民国精神即在于斯。”即便民国军阀有如吴佩孚者，也持此论。如在护法战争期间，吴佩孚即通电指出：“窃察我国由专制而改造共和，于兹七载，干戈扰攘，无岁无之，推求其故，多发生于法律问题。”因此“民国精神，全在法律，立法不善，必召大乱。”

　　再次，民国精神体现的也是一种新的作风与新的精神面貌。中华民国建立之后，伴随着一系列新的制度法令的颁布，整个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此促使人们对这种新的精神面貌产生了强烈的希望与认同。如陶行知先生就指出，民国精神体现的新面貌当有“四端”：“第一，希望民国文官，不贪财，不因循，不争门户，戮力以襄国事。第二，希望民国武臣，严纪律，重人道，不矜功，不嚣张，为义战，不为暴戾。第三，希望内乱永平，寇贼绝迹，使农工商贾，各安其业，共乐太平。而学子亦不为残贼影响所耽误，俾得从容新其体健，新其学问，新其道德，早日蔚为国家栋梁材。第四，希望人人洗心革面，一刷污俗。种种恶念、恶言、恶行，譬如昨日死；种种善念、善言、善行，譬如今日生。与日俱新，与月俱新，更与年俱新。”如果能有上述四端，则“民国精神形式，同从兹更始，永永留存，渐渐发育，直至万万载。”1915年，中华实业团赴美考察，由于受到华盛顿民众和政府的热烈欢迎，特别是入白宫见到大总统之后，“其仪从之简略，风度之和蔼，令人想见民国精神。”

　　最后，民国精神也体现着一种健全的国民人格。对此，民国时期著名教育家陆费逵指出：“欲民国精神之发展，不可不求国民人格之增进。故培养国民人格以发展民国精神，实今日我国教育之唯一主义也。培养国民人格而不用以发展民国精神，则民国之基础不立。发展民国精神而不先之以培养国民人格，则乌合之众，民国精神终未由发展也。”因此，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为了培养符合新时代要求的健全的人格品性，临时政府就规定高等以上学校在新规程尚未颁布前，凡“有碍民国精神的科目，宜一律废止。”

　　民国精神与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民国精神作为中国近代历史演进过程中确立起来的时代精神，以其最革命的方式规划和引导者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走向，进而成为整合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种巨大精神力量，最终实现了中国历史发展更深层次的新陈代谢。

　　第一，肇基于振兴中华之中的民国精神，通过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演进，最终陶铸成“中华民族”这一民族观念，推动着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辛亥革命的胜利以及中华民国的成立，不仅奠定了中华民族的观念，而且使得“化除畛域，共谋统一，同护国权”成为人们的共识。

　　第二，民国精神对近代中国的政治发展也有巨大的整合作用。由于民国精神以其民主法治的理念而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同，因此即使是野心勃勃的袁世凯，在强大的舆论面前仍要表示“发扬共和之精神，荡涤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达国家安全强固之域”。民国精神这种整合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又为近代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了法理性依据。因而一旦人们操起这一武器，就能形成一股强大潮流，促成近代以来民主化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的发展势头。

　　第三，在民国精神的激励之下，也大大促进了国人通过振兴实业以达富强之梦想。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出于对新生民国的敬仰和信任，一些实业家认为“今之共和政体成立，喁喁望治之民，可共此运会，建设我新社会，以竞胜争存，而所谓产业革命者，今也其时矣!”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之下，人们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到振兴实业的浪潮中，原立宪派人物也积极从事兴办实业的活动。应该说民初实业的振兴和发展，尽管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但是民国精神对其的激励与影响，无疑是个重要因素。

　　第四，民国精神高扬民主自由平等理念，又大大促进了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发展。1912年8月1日，“山东中华基督教自立会”在青岛创办，其宗旨就是“提倡教会信徒之个人独立，集个人而组织一完全纯粹之自立教会，除去依赖性质，唤起自立精神，以期民国肇造，圣道勃兴，奠共和之幸福，促人群之进化。”同时，教育领域也在民国精神的价值理念中凸显着时代性的特点。如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段廷珪在担任校长时就明确指出：“民国精神与专制异”，因此在教学过程中，“专制精神施教与教授大都以利禄为依归。民国贵在自立求新，非具有世界观念以与时势潮流相应付，无以为教”，他号召“在校诸君，应为国家谋福利，将自己的学知普于大众”。为此他制定了学校规程，传输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平等思想，并体现在各科教学中，从而为第三师范学校开创了资产阶级民主教育的新风。

第五，民国精神作为一种时代精神，也在创造着具有时代内涵的生活世界，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人们的社会生活面貌。著名戏剧家齐如山先生曾对北平二闸的变化做了对比描述，他指出在光绪末年，此地“因粮船告废，此处顿归冷落。”而民国后，由于“打破了封建制度，开辟了许多处，任人游览坐落，消夏之所为之一变。例如社稷坛（即公园）、太庙、三海、天桥，天坛、先农坛、什刹海、颐和园、玉泉山、香山等处，总算是给人民添了许多快乐游息的处所。”何以会如此，齐先生就将其归结为“民国的精神。”可见，民国精神在此时确已成为塑造人们生活世界的一个重要标杆。

当然，民国精神对中国近代社会的整合，并不意味着民国精神在此已成为决定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终极力量。尽管民国精神凸显着时代特征，但是时代精神的核心要义则在于它的可变性，也就是说它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因此，承接更具有时代性的接力棒，就成为民国精神进行自我整合的重要任务。而承接这一接力棒的任务最终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上。

可以说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都在努力拓展民国精神的时代性内涵。在民族主义方面，进过长期艰辛地探索，中国共产党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将民族解放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更加自觉地结合起来,从而使民族主义焕发出更为巨大的精神力量；在民权主义方面，中国共产党追求民主斗争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也从争取个人的个性解放上升到争取广大民众的社会解放的高度,因而代表了当时最为进步和深刻的民主潮流，并使得革命根据地成为当初条件下最为民主的“三民主义地盘”。在民生主义方面，中国共产党经过土地革命、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彻底实现了孙中山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至此之后，民国精神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中，通过中国共产党而实现了更大范围的社会整合，最终实现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更深层次的新陈代谢。孙中山和他的革命事业继承者中国共产党，终于在中华民国这一接力赛道上，实现了继承和超越的历史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