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的黄兴与胡汉民(2)

　　起义失败以后，黄、胡之间发生了一场争吵。黄兴认为胡汉民之堂弟胡毅生在起义中“捐械不与，居心莫测”，所主张任用的陈镜波“实为大侦探”，因此有向胡毅生等人大兴问罪之师的表示。胡汉民觉得黄兴指斥胡毅生不仅使其堂弟“负不白之冤”，而且还有损自己的名誉，遂力为胡毅生辩护，并反讥黄兴“成则归功于己，败则诿罪于人，庸非笑话？”胡汉民气得“诸事不理”，黄兴则表示“以后再不问党事”，两人曾一度避不谋面，此次失败，革命力量蒙受重大损失，同盟会精华损失殆半。不论是黄兴还是胡汉民，心情都十分沉重，态度亦不够冷静，匆忙中草率地追究失败的责任，显然不够妥当，难免有激愤之言，不实之词，甚至伤害同志。然而，二入毕竟是多年患难与共的战友，不久以后，又携手合作，共同处理善后事宜，联名写信向海外捐款华侨报告起义经过情形。在总结经验教训时，黄兴不再强调胡毅生等人的责任，两人在信中诚恳表示：“谋之不臧，负党负友，弟等之罪，实无可辞，”黄兴以暗杀为诸烈士报仇的打算也得到胡汉民的支持，两人共同指挥了对清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新任广州将军凤山的狙击行动。

　　胡汉民在多年后对黄花岗起义作了如下的评价：“然为义而动，有进无退，诸烈士甘死如饴，至不复有成败利钝之见，以表示革命党牺牲伟大之精神于天下。时移代异，犹足使人感念不忘，顽廉懦立，而况于当时？由是而满廷上下，震恐失措，民众万万，愈有‘曷丧偕亡’，之志。至武昌振臂一呼，而天下皆应，则正以三月二十九之役为之先声。故从革命总体为之衡量，此役虽失败，而其功乃较战胜得地者百倍过之，今日已可定论矣。”这既是对黄花岗诸先烈革命精神的颂扬，也是对这次起义的领导者和直接指挥者黄兴的表彰。

　　孙中山所称“十次革命”，黄、胡二人共同参与组织．领导和指挥的起义便占了六次之多，他们是孙中山和同盟会武装反清路线的主要执行者，是辛亥革命的“有功之臣”。

　　从共建民国到分道扬镳

　　武昌起义爆发后，黄兴看到“怀锥不遇粤途穷，露布飞传蜀道通”的新形势，迅速北上，经上海抵达武汉，参与阳夏之战的领导与指挥。胡汉民本拟与黄兴一同北上，只是由于从西贡返回香港晚了一步，黄兴先走了，才没有成行。在前此多次武装斗争中互相配合，并肩战斗的两位战友这一次却暂时分手了。

　　但是，他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黄兴不论是在汉督师，还是在沪筹组临时政府时，都深感缺少胡汉民臂助的遗憾。他在武汉时曾致电胡汉民，向其倾诉心中对武汉保卫战前途的忧虑，后到上海，亦连电己任广东都督的胡汉民，请调兵会合北伐和来宁组织临时政府，“主持一切”。这“主持一切”四字，包含了黄兴对胡汉民多少殷切的期望。

　　在筹组全国性临时政府的过程中，黄兴先被各省代表联合会推为大元帅，后因一部分代表的反对和黄自己的力辞，又改为副元帅。胡汉民在广州对各省代表任意摆布革命党领袖的做法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尽管黄兴连副元帅也拒绝接受，但胡汉民在孙中山归国前一直把黄作为全党领袖、筹组中的临时政府的主要负责人來尊重，不仅坚持在电文中称黄兴为“大元帅”，而且有关出师北伐等重大问题也直接向黄请示。

　　孙中山的归国打破了组织临时政府的僵局，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了。由于孙中山在武昌起义前后与国内的事态发展没有紧密的联系，他在政府甲的地位本来是不够稳固的。然而孙中山得到其亲密战友黄兴和得力助手胡汉民的支持和辅佐。黄兴被任命为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各部之组织多采纳他的意见，“军事全权，集于一身，虽无内阁之名，实备部之领袖也。”

　　胡汉民则被孙中山任命为总统府秘书长，他认真负责，处事公允，深得中山信任，许多公事直接由其办理，以致外间传言，胡汉民成了“第二总统”。

　　黄、胡二人不仅为孙中山分担了大量的军国大事，而且在孙中山行政上遇到麻烦时，他们又极力排除阻力，为其排忧解难。如推选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后，孙中山主张定都南京，但因同盟会籍参议员多不支持，议案被临时参议院否决。黄兴，胡汉民坚决拥护．孙中山的主张。依参議院法，须政府再交院议，始能推翻原案，黄兴十分气愤，认为同盟会应统一认识，“党中不应有异议”，并扬言，“政府决不为此委曲之手续，议院自动的翻案，尽于今日，否则吾将以宪兵入院，缚所有同盟会员去”。黄兴-此言虽然粗暴，甚至有悖法制精神，但却表现了他维护孙中山正确主张和党内统一意志的真诚愿望，胡汉民没有这样的气魄，而是用自己的方式参加了这场斗争。那天正值孙中山前往明孝陵致祭，胡称病不去，却在家草写文书，按法定程序，以临时大总统和政府名义交参议院再议，待孙中山从明孝陵返回时，此事已妥善解决。黄，胡二人以各自的方式、默契配合，使孙中山的主张得到贯彻。

　　当黄兴遇到麻烦时，胡汉民也一样为其排解。黄兴作为陆军总长，要给那么多军队发饷；但临时政府财政困难，他商得孙中山同意，打算将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以便得到一笔巨款来济燃眉之急。这举措显然失当，马上遭到各方反对，实业总长张謇竟以辞职表示抗议，弄得孙．黄十分尴尬。胡汉民向张謇写信为黄兴辩解道：“自一月以来，见克强兄以空拳支拄多军之饷食…寝食俱废，至于吐血。度其急不择荫亦非不知。今已成事，惟祈先生曲谅。……惟在察彼所为，是否私利。……其事非常，其咎或可恕耳。”短短几句话，充分体现了胡汉民对党的领袖的维护和对战友的理解与体谅。

　　黄兴和胡汉民就是这样团结在孙中山周围，共同为缔造和巩固新生的中华民国作出了贡献。

　　这里值得提出的是，在十多年以后，胡汉民不仅在其《自传》中称黄兴在民国初年“政见日益右倾”，与宋教仁等成为“右派”代表，而且还公开声称：“兄弟尝拿陈英士先生和黄先生比，以为在辛亥以前，克强先生的革命精神，英士先生及不到他十分之一；而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克强先生实在够不上英士先生革命精神的十分之一”。其根据是，“克强先生在南京政府成立以后，以为宋先生（按指宋教仁）、的主张很对，同志们不要再备尝艰苦，冒万险去革命了。他看到中国国民已很苦，如果再革命，怕要受不起；以后要天下太平，只要我们把国会拿到手，无论多少个袁世凯都是有办法的。”他的这种看法，给了后世研究民初政局者较大影响，黄兴头上“右派首领”、“右翼领袖”之类帽子的最初制造者大概就是胡汉民了。如果说，“右倾”指的就是放弃武装斗争，向袁世凯和旧势力妥协的话，那么，民国初年日益“右倾”的又岂只是黄、宋呢？其实，他们组织国民党进行议会斗争，希望把国会拿到手，以便对抗袁世凯的主张，与胡汉民力劝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且指望日后可用《约法》来约束袁世凯的做法，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民国初年许多革命党要人的政见都是“日益右倾”的，这是中国资产阶级软弱性和妥协性的集中表现，也是辛亥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胡氏对故人的批评未免太苛刻了。

　　再看“二次革命”中，黄、胡二人在主张，法律倒袁方面也是一致的，胡汉民甚至走得更远。到武力讨袁时，胡的表现还不及“右倾”的黄兴。1913年3月，宋教仁案发生后，孙中山出于对袁的义愤，主张立即兴兵讨袁。黄兴从当时力量对比的不利形势出发，主张先以法律手段倒袁。当黄兴电询胡汉民意见时，这位一向紧跟孙中山的孙氏心腹回电也赞成法律解决，他还复電各方表白自己，“尊重法律”、“纯主法律解决”的诚意：不过，后来袁世凯大兵逼来，要彻底消灭南方革命党人的狼子野心暴露以后，黄，胡二人终于丢掉幻想，与孙中山一道举起了武力讨袁的旗帜：黄兴于1913年7月15日在南京起兵讨袁，指挥赣宁之役的江宁方面战事，胡汉民则经香港来到上海，积极协吩孙中山策划讨袁方案，甚至还准备与孙一同亲赴广东直接领导讨袁斗争。他们毕竟都保持了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战斗精神和革命气节，为挽救革命的失败而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这是黄兴、胡汉民并肩站在同一条战壕里所进行的最后一场斗争。此后，随着孙中山与黄兴在中华革命党问题上的不同意见，黄、胡二人也就分遭扬镳了。

　　本来，胡汉民是同意黄兴的观点的，即不赞同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时所采用的“附从孙先生革命”和盖指模等方式。他也曾做工作劝孙中山修改誓词，但未能奏效。像往常一样，黄兴又是将自己的见解向胡汉民陈述，请胡规劝孙中山改变方式，因为他认为“汉民在中华革命派中非其所主张也”。胡汉民受托后，约请居正，田桐等商议，提出将誓词中“附从孙先生”改为誓服从中华革命党之总理”的折衷方案，并得到孙、黄首肯。但由于此时孙中山的另－心腹助手陈其美的坚决反对，孙中山又坚持原议，使胡汉民这次调和孙、黄矛盾的努力化为泡影。经孙中山登门动员，胡汉民终于站到孙中山一边去了。

　　此后，黄、胡二人，一位息影美国，一位在日本和国内参加中华革命党的斗争，两人关系疏远了。而且黄兴逝世较早，使二人失去沟通的机会，以致胡汉民在黄兴逝世后，发表了一些批评黄兴的言论，如1929年5月2日，胡氏在对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学生演讲时说道：  “那时宋先生已死，大家以为总理要改组本党是不成问题的了。不料黄克强先生忽然又持异议，凭空生出阻碍来。凡诸位先烈不可及的地方，我们不能不景佩，但他们因思想錯誤而搅到不能同总理一致的地方，我们也不能不认识，否则略有顾忌，略有趋避，就算不得是革命者的态度了。”他还说黄兴始终不来参加中华革命党，他再三去劝，促其觉悟，黄终于不听，终于不肯来。他甚至批评说：“克强先生的思想终于未能远大而透彻，明知革命所以为国，明知救国以后就要建国，但是怎样才是我们理想的国家，怎样才能达到这种理想，在克强先生的脑海中，就没有把握了。凡思想不够，信仰不坚的人，对于目前的环境与事实，必多迁就，因其迁就，更生动摇，对于够而且精的思想的表现，自然感觉太高了。孟子说：‘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克强先生的行为，完全为思想所累，正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们不厌其烦地摘引胡汉民对黄兴的大段微词，无非是耍说明：在中华革命党问题上，黄、胡分遭扬镳，正是他二人人格气质存在差异的必然结果。黄兴在与孙中山团结合作的过程中，既一贯尊重并维护孙的领袖地位，又始终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主义所在，不愿变换手段以苟同于人，对孙中山的错误、缺点和弱点，从不盲从，对孙中山的专断作风、固执态度，时有抗争。在中华革命党问题上，他认为孙中山违反了自己十余年所提倡之平等，自由主义，不符合民主革命精神，不惮赤诚相见，终至分道扬镳，虽以人之如何毁伤，亦不稍为之动？。而胡汉民正缺乏这种精神，他忠于孙中山，不愿背离孙中山的路线，即使有自己的见解也要压抑起来去服从孙中山，最后走到在中华革命党和中国国民党中“独尊孙中山”的地步。他以人划线，为说明与孙中山不一致的人就是思想错误，信仰不坚，竟不惜在故友黄兴身上大泼脏水，胡汉民的这种思想方法和品质是极不可取的。

　　这恐怕是我们研究黄兴与胡汉民关系时应汲取的一种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