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鉴与抉择(3)
辛亥革命网 2016-06-29 10:06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严昌洪 查看:
(四)革命政党是革命的领导力量,未有革命党软弱涣散、脱离群众而革命不失败的。从兴中会、同盟会到国民党、中华革命党再到中国国民党,孙中山为建立一个强有力的革命党作了各种努力,但一直“未能获一有组织、有纪律、能了解本身之职任与目的之政党”[《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87页。],这是导致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通过反思,孙中山决定接受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以输进新鲜血液,并按照布尔什维克党的建党方法对国民党作根本的改造。于是又有了中国国民党的改组。孙中山在政党问题上所达到的高度,超越了世界上任何一位资产阶级革命家。胡汉民此时在国民党改组问题上的认识下文将有详论,兹不赘述。
前已述及,吴玉章在“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期间,既不赞成无政府主义者不要组织的主张,又不苟同中华革命党的旧式会党的组织形式,究竟怎样才好,始终抱着疑问。这多年在心中不能解决的问题,在列宁的革命理论和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方法中得到了圆满的解答。他认识到党要由阶级中的先进分子组成,党是战斗的有组织有纪律的革命先锋队,它以职业革命家为核心,实行民主集中制,只有这样的党才能成为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核心力量。终于,他在1923年按照布尔什维克党的模式,与杨闇公等人在四川秘密组织了“中国青年共产党”,1925年在北京得知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立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他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作为一位老同盟会员,没有参加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也没有参加改组前的中国国民党,却毅然参加了当时力量尚很弱小的共产党。这用“崇尚时髦”或“随风应变”之类的解释都是不妥当的。这种抉择,是他通过对辛亥革命的反思,舍弃已被事实证明走不通的法国式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道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接受俄国式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必然结果。经历了吴玉章相同转变的董必武,在“五四”以后所说的一句话道出了他们这一代革命家的心声,“中国的独立,走孙中山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必须走列宁的道路。”[ 转引自何浩等主编:《历代爱国名人辞典》,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62页。]这种抉择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它已被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证明是中国人民唯一正确的选择。
三
也许在1919—1921年那几年里,胡汉民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研究要比吴玉章系统些,深刻些,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比吴玉章做的还多些,然而他终于没有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原因何在?有的研究者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指出了多方面的原因,兹不引述。他们最后指出了根本的原因:胡汉民“他们的阶级属性紧紧拖住了他们的后腿,使他们在距新政治起跑线仅一步之遥时却裹足不前了”[ 周聿峩、陈红民:《胡汉民评传》,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3、41页。]。他们的分析无疑是有道理的,但人们总感到不满足。与胡汉民出身和经历相似的吴玉章为什么可以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初步体会变成“新道路的起脚点”呢?显然仅用“阶级属性”来解释似乎还不够。除了阶级属性方面的原因以外,与一个人是否能认识时代的潮流,并与时俱进,不惮以否定旧我,自觉改造世界观等主观努力有很大的关系。阶级属性不由己,人生道路却是可以选择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指出:“正象过去贵族中有一部分人转到资产阶级方面一样,现在资产阶级中也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已经提高到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这一水平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我们只要仔细读一下吴玉章1924年4月13日在成都社会主义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的势力》,就不难发现,他已提高到了“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这一水平”,也就是说,他已认识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增强了适应这一规律的自觉性。他对辛亥革命道路的否定,不是感性认识的产物,而是理性反思的结果。
首先,吴玉章在演说中区分了广义和狭义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区分了改良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科学的社会主义,认为“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最为流行。因为经过苏俄的试验,人人已知道他有实现的可能性”。这使他有可能认识孙中山旧民生主义的主观性和空想性,而选择科学社会主义。
其次,他对法国大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有了明确的认识。他在肯定法国大革命巨大历史功绩的前提下,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场革命的阶级实质:《人权宣言》中所说的人民,仅仅是指第三等级的市民,并不是说一切的人民。故法国大革命是第三等级(工商资产阶级)的革命,是不彻底的民主主义,而且只是政治上的革命,不是社会上、经济上(消灭剥削制度)的革命,它的胜利使第三等级握有政治特权,得以自由掠夺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变成大资本家,从而使社会上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法国式的革命于多数人民不见有什么好处。过去,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往往以全民利益的代表自居,他们以为标榜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国大革命也是为了全民利益的,故引以为中国革命的榜样。现在吴玉章看到了法国大革命的狭隘的阶级利益和所带来的严重恶果,对它感到失望了。对法国大革命道路的失望,间接反映了对辛亥革命的失望,因为他明白了孙中山旧民权主义的阶级实质。
再次,吴玉章分析了资本主义发展下去,出现不可克服的矛盾,便会产生帝国主义。他揭露了资本-帝国主义自鸦片战争以来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认为要求得世界和平和中国国内的和平,只有第四阶级(劳动阶级)奋起,与苏维埃俄国联盟,推倒世界的资本帝国主义。这种认识使他与旧民族主义划清了界线。
最后,吴玉章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主张用武装革命的手段打破建筑在武力之上的资本制度,而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组织——社会主义社会。对旧三民主义的反思,没有使吴玉章像孙中山那样成为新三民主义者,原因盖在于此。吴玉章对整个历史运动的前景作了这样的描绘:“将来世界各国的第三阶级(资产阶级)将大联合共立于法西斯主义旗帜之下,对于第四阶级(劳动阶级)施行总攻击。而世界各国的第四阶级(劳动阶级)自然也会大联合共立于波尔希维主义(社会主义)旗帜之下,对于第三阶级(资产阶级)施行总攻击。现在这个世界也需要经过旗帜鲜明、堂堂正正的阶级战争之后,种种社会问题才有一个总解决。但是最后的胜利终必归于劳动阶级,这是可以断言的”。意味深长的是,他在演说中劝告人们:“我们既立于此世界,即为战斗员之一,欲加入何方,须早决定,万不能游移两可。因为此等战争决无中立的余地。”[ 吴玉章:《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的势力》,《吴玉章文集》(上),第53—63页。]而吴玉章自已带头作了决定,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行列中走出来,加入到无产阶级革命的一方。
胡汉民既没有否定旧我的勇气,又未能像吴玉章那样认识到整个历史运动的规律,所以他只能“在距新的政治起跑线仅一步之遥时裹足不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