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研究笔谈】记忆史拓展孙中山研究空间

　　近几年来，记忆史研究方兴未艾，尤其是在2011年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有关辛亥革命与孙中山的纪念与记忆史研究成果迭出。转瞬又是孙中山150周年诞辰，为促进孙中山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有必要对近年来孙中山记忆史研究的基本情况加以回顾，以便研究者全面了解中国史学界的已有成果，避免造成某种程度上学术研究的重复。

　　一、记忆史研究的兴起

　　西方学界对“记忆”问题的关注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们造成的痛苦，当时涉及记忆问题的多为文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于1925年出版的《记忆的社会框架》（Les cadres sociaux de la mémoire）一书引入“集体记忆”概念，历史学家马克•布洛克（MarcLéopold Benjamin Bloch）为此书撰有评论，但“记忆”并未能就此引起史学界的足够重视。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随着法国社会的变迁与历史学本身的重大转向，集体记忆才成为历史学研究的新对象，法国记忆史逐渐萌发，其后传播到德、美等国家，八十年代在欧美史学界全面繁盛。随着新社会文化史研究趋于成熟，社会记忆成为新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英国新文化史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将新社会文化史分为七大类，其中即包括社会记忆史研究。[1]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为法国著名史学家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发起组织编写的《记忆场所》（Les Lieux de Mémoire），该书成为“集体记忆史研究成果的大检阅”。[2]《记忆场所》推动记忆史研究的全面发展，在记忆史理论的形成、方法的运用、史料的选取等方面都具有开创性的指导作用，用一直关注西方记忆史的学者沈坚的话说：《记忆场所》与“记忆史共同成长的学术历程、它的理论特色、它所代表的研究范式都值得我们近距离观察”。[3]可以说，二战后西方史学的发展，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现了“语言学的转向”，到八十年代则出现了“记忆的转向”。

　　中国大陆学界的记忆史研究相对晚起。1996年，沈卫威在论述胡适受“五四”影响时，运用“历史记忆”概念，较早将“记忆”引入历史人物研究中。[4]1997年，李放春、李猛简介西方与台湾学界最新的记忆史研究成果，特别提及王明珂，其着眼点在于通过“集体记忆与社会认同”认识“口述史和传记在社会与历史研究中的运用”。[5]同年，罗志田通过分析罗尔纲关于胡适生平事迹回忆中对“胡适形象”的修订和重塑，认为“回忆也可是诠释”，而且“历史记忆”“可以不断地添写、修改、擦拭”，有意无意之间反距“历史真相”更远。[6]杨念群在评介景军英文记忆史实证研究著作《神堂记忆》（The Temple of Memories）时，着重介绍了他对“历史记忆”的一些概念的理解。[7]这些构成了一批中国大陆学者最早介绍、学习和实践记忆史研究的起始。

　　二、孙中山记忆史研究

　　随着新文化史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传入中国，记忆史研究逐渐兴起，研究孙中山记忆史的相关著述开始出现。陈蕴茜显然是最先尝试者，她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阐述孙中山崇拜的相关问题，比如《时间、仪式维度中的“总理纪念周”》、《空间重组与孙中山崇拜——以民国时期中山公园为中心的考察》、《合法性与“孙中山”政治象征符号的建构》、《植树节与孙中山崇拜》、《“总理遗像”与孙中山崇拜》、《国家典礼、民间仪式与社会记忆——全国奉安纪念与孙中山符号的建构》。[8]后来形成《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一书，通过考察分析纪念活动、庆典仪式和有关空间设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论述孙中山形象的建构。同一时期还有段春晖对民国时期孙中山社会记忆生产路径的解析，指出国民党非常重视强化社会记忆中孙中山的政治价值和实践功用，不断通过规训化的仪式、独白式的话语和操纵性的政治动员等手段对孙中山社会记忆进行重构。[9]

　　2011年是孙中山记忆史研究极其兴盛的一年。该年笔者提出“辛亥革命记忆”的概念，并进行了有关理论的阐述，认为研究“辛亥革命记忆史”与对辛亥革命事件本身的研究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其中关于孙中山的记忆也是相当重要的部分。[10]并且主持了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委托项目“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项目团队以阶段性成果的形式先后发表30多篇论文，最终成果是四卷本220万字的《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其中将近一半的篇幅是叙述和分析孙中山逝世之后，中国历届政府、政治社团、工商界、宗教界、文教界及海外华人华侨界对孙中山的业绩和思想的纪念和记忆。[11]

　　有的研究者把“记忆”特指为“纪念”，因为纪念活动本身就是传递和传播历史记忆的方式之一，所以各个时期的孙中山纪念活动亦是表达人们的孙中山记忆。罗国辉、邵雍研究了抗战时期的孙中山纪念活动，认为此举不仅是人们回顾、缅怀、研究和学习教育的重要方式，而且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亦有助于赢得国际支持，营造有利于中国抗战的国际环境。[12]钟声、高翔宇以《申报》为中心，考察了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通过对孙中山诞辰纪念、孙中山逝世纪念等纪念仪式的举行，强化了民众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对国民党和民国政府的认同，从而凸显了“抗战建国”的时代主题，成为国民政府进行抗战动员的一种有效形式。[13]靳燕凌则指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开展孙中山及辛亥革命的纪念活动中，纪念主题有一个从“三民主义”、“统一战线”到“成立联合政府”的变化，[14]但贯穿一致地表达了对孙中山先生的缅怀与崇敬，也通过纪念活动证明自己是孙中山事业的继承者。[15]

　　张海鹏最先把孙中山纪念活动的研究延伸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他的《五十年来中国大陆对孙中山的纪念与评价》系统考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年来党和国家每十年一次的纪念活动，由此出发对孙中山进行了崇高的评价，认为孙中山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是为祖国的独立和自由而奋斗终身的战士。中国共产党始终把自己看成是孙中山事业的支持者、合作者、继承者、发扬者，把中国大陆所取得的成就看成是孙中山所开创的民族复兴大业所结出的硕果。[16]王连生则以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对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的历史地位所作的评价为依据，为各个时期此类纪念活动的必要性作了论证。尤其认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纪念辛亥革命和孙中山活动的规格之高、影响之大，可以与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和毛泽东诞辰相比拟。中国共产党建构纪念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的历史记忆，其目的是整合中华民族的各种力量，发扬中华民族的全部智慧，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7]

　　三、从“历史记忆”中提炼升华

　　如同一般的记忆史研究一样，近年孙中山记忆史的研究取得了不少值得重视的成果，但相较主流方式和习惯方法的研究，这一新领域新方法的研究，还有待探索和深化。

　　这里所说的主流方式和习惯方法，就是史学工作者通过原有史料对孙中山其人其事及思想和精神加以研究，研究工作可说是研究者和孙中山这样的历史人物两者之间的互动。而记忆史研究则是史学工作者在已掌握原有史料、了解孙中山其人其事及思想和精神的基础上，对孙中山逝世后出现的各种“历史记忆”的资料进行了解和研究。如果说“历史记忆”体现的是记忆者（包括个体、群体和集体）和孙中山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这里所说的记忆史研究则是研究者、记忆者和孙中山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记忆者的身份和他们留下的资料是多样化的。几代个人，有的是孙中山的战友、同事甚至政治对手，有的则是这些人的后裔，有的记忆具有直接性，有的则只有间接性。民国时期以来的历届政府，曾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各种党派、社团，其意识形态信仰和形象认同既有差异，更有变化。这些“历史记忆”或者通过各种个体的日记、笔札、回忆录、自传、口述历史来流传，或者以众多政府政党领导人的讲话、官方文件来宣示，或者见于报导有关孙中山纪念活动的各个时期的各种报刊。因而可以说，除了立场和利害关系以外，“历史记忆”在很大程度上包含着时代、政局、思潮等客观因素和记忆者的主观因素，它是记忆者的感知、阅读加上想象而形成的对孙中山的认识，是在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情感和理性的交织中产生的选择性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