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骧及其云南自治讨贼军

　　唐继尧在其统治云南的后期，由于坚持倒退，反对进步，不仅背离了他原来信仰并实行过的旧民主主义，而且与五四运动所开始的新民主主义相敌对，堕落为西南的一名地方军阀。正因为如此，坚持民主主义旗帜并不断前进的孙中山严厉地批评过他，反映云南各族人民利益在今红河州发动的多沙阿波起义反对过他[多沙阿波即户梅贝(1900-1976)。女，今云南元阳县多沙寨人，哈尼族，农民。多沙阿波即多沙寨的阿波(阿爷)。她于1917年在当地领导各族人民起义，不幸失败。解放后任元阳县人民代表、红河州政协委员等职。]，在云南统治集团内部因为争权夺利，顾品珍曾一度取代过他，罗树昌、刘正伦和杨振寰在滇西的起兵，对他在云南的统治造成了一定的危机，最后终于在云南的“二.六”政变中被赶下台。在这一时期反对唐继尧独裁统治的各种斗争中，还有一次马骧等人所组织的云南自治讨贼军。下面拟就马骧及其云南自治讨贼军组织讨唐的情况略加论叙，或许对人们了解云南这一时期的政治状况有所帮助。

　　(一)

　　马骧字幼伯，或作右伯，今云南大理市人，生于清光绪二年(1876年)。清末秀才。同盟会会员王九龄从日本回云南进行革命活动，发展组织，马骧经王九龄的介绍加入了同盟会，开始从事反对清朝专制统治的秘密工作。

　　 1908年，革命党人在云南的河口起义失败后，杨振鸿等人转赴滇西，在保山发动民众准备起义，马骧参加了这次起义的有关工作。这次起义在内部的秘密联络和组织群众的工作上都有一些疏漏，以致当起义发动时，清军早有防范，攻城不下只得撤退。杨振鸿途中呕血不止，未及医治即病故于蒲缥。此后，马骧与黄子和、杜韩甫进入昆明，黄子和入陆军第十九镇七十三标二营充见习排长，马骧与黄子和等人遂在清军内外从事下层群众的发动工作。

　　云南腾冲起义和昆明重九起义成功后，马骧出滇去南京临时政府效力，后赴日本留学。二次革命发生后，奉命归国，在四川进行工作。护国运动中，出任云南护国第一军军法处处长，随军入川，被派在今西昌一带进行工作，联络和争取张煦、陈遐龄等人站在护国军一边。第一次护法中，南去广州护法军政府，被孙中山任为大元帅府参议。[ 《任命马骧职务令》( 1917年9月1l日)，孙中山全集》，第四卷，第154页。]此后以川西慰问使的身份入川工作，仍与张煦等人联络。时张煦为宁远屯殖使(宁远今西昌)。马骧向孙中山报告，说“四川全省汉军统领张煦，驻节川南，民党健将……拟请任为全川总司令兼川南镇守使(因现驻川南之故)”。[ 这是马骧致孙中山原函的抄件，未刊，存今大理市下关关迤马家。]当然，向张煦做工作的还有广州、昆明等地派去的人。孙中山得这些报告后，致电张煦就近与唐继尧联络。孙中山说：“唐公蓂赓，仁勇公诚，海内同钦，护法爱国，声沏金石，尚希足下声应气求，联为一致，以星罗棋布之谋，收众志成城之效，惟足下实图利之。”[ 《致张煦电》( 1917年10月27日)，《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228页。]张煦参与四川的护法斗争后，被编为云南靖国军第七军，张任军长，受唐继尧节制。唐继尧在这一次护法时，共编靖国军八个军，其中张开儒、方声涛的第五、第六两军在广东，在四川的六个军，除张煦第七军外，余均为滇军，顾品珍（第一军)、赵又新(第二军)、庾恩旸(第五军)、黄毓成(第四军)、叶荃(第八军)。张煦独立并接受唐继尧授予的军职后，孙中山还去电加以勉励。孙中山在电文中说:“遥闻独立，深明大义，良用嘉慰。唐帅已督师入蜀，自可静候指挥，提携川军，共下武汉，期在君等。饷械宜就近请唐帅接济。”[ 《复张煦电》(1917年11月13日)，《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237页。]张煦在四川没有和刘存厚等人一道投向北京政府，而与南方一起参加了护法斗争。这固然为孙中山的护法大义所感召，但也与马骧等人的争取工作有较大的关系。设于广州的护法军政府，以后由于桂滇两系军阀操纵捣乱，不顾孙中山的反对，将其强行改组。孙中山的护法主张无法实现，离穗去沪，第一次护法斗争被迫中断。

　　1920年，孙中山率粤军陈炯明等进行讨桂，将莫荣新逐回广西，在广州设中华民国政府，国会非常会议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开始了第二次护法斗争。羽毛丰满的陈炯明，暗结北洋军阀，背义叛乱，炮轰总统府，孙中山被迫再次离穗去沪。就在孙中山开展的第二次护法斗争期间，马骧与孙中山函件往还，多次向孙中山报告情况，呈述己见，关心着护法的胜利进展。这些情况在孙中山给马骧的复函中有明白的表述，转录于下：

　　□□（幼伯）同志仁兄鉴：前后来函均悉。所云各节诚关国家前途匪浅，仰见兄之爱国弃家，实为民党中不可多得之名士。刻因粤中宵小作祟，文以移住沪滨。[ 所见此函为马骧的抄件，未刊资料，存今大理市下关关迤马家。]

　　1922年3月，唐继尧不顾孙中山的多次劝告，分割拥孙北伐的滇军，搜罗在桂的唐军余部，脱离北伐队伍，悍然率军回滇复辟。顾品珍被击毙，唐继尧以云南省长重新统治了云南。唐继尧重上五华山，一切内外措施照旧，仍然搞他的假自治真独裁那一套，并伺机向贵州等省用兵，送刘显世回黔。“孙总理中山以唐氏对广州国民政府无诚意，密札幼伯相机图滇，以免阻障北伐。幼伯乃召集同志秘密设倒唐机关，从事活动。不图为奸人所卖，竟于是年（闰）七月（九月）被唐氏戕害，同时遇难者有刘古愚、鄢仕周、李纯（李成武）、李吾（梧）、崔文英五同志，闻者莫不堕泪。收葬于昆明大理墓地犬羊山丛冢间，同志题其墓曰‘烈士马公幼伯之墓’（原草葬于归化寺，抗战迁此）。”[ 马德御:《马幼伯事略》，《云南现代史料丛刊》，第6辑，第157页。]

　　以上所说的这些，就是马骧在辛亥革命前后，跟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的简要情况。他最后由于反唐不成，被唐继尧杀害于昆明，成为我省民主革命时期英勇献身的战士之一。

　　（二）

　　马骧受孙中山的委托，于1922年3月以后，在云南召集同志，组织改造云南同盟会，筹建云南自治讨贼军，积极进行倒唐活动。马骧等人制定的《改造云南同盟会简章》和《云南自治讨贼军同盟草约》，向我们揭示了他们为什么要推倒唐继尧。

　　马骧等人通过《云南自治讨贼军同盟草约》首先揭露唐继尧不顾云南和西南各族人民在护国运动、护法运动中响应和支持义举，出人出钱，不畏牺牲，解囊相助所做出的贡献，反而在攫得抚军长、元帅、政务总裁和联军总司令的同时及其以后，“利令智昏，不自反躬，勾结吴佩孚等倒行逆施。”[ 《云南自治讨贼军同盟草约》，未刊资料。]马骧等人指责唐继尧勾结直系军阀吴佩孚倒行逆施是怎么一回事呢？

　　1918年5月，广州的护法军政府，在唐继尧、陆荣廷等人的操纵下进行了改组，孙中山不愿以七总裁之一听命于他们的摆布，乃离开广州去上海。7月，孙中山以护法大局为重，才勉强接受了总裁一职，但仅以一名总裁，是无法扭转唐陆等人背离护法主张的大方向的，唐陆等人破坏护法，与北洋军阀中的直系军阀相勾结，首先开始于吴佩孚兵占长沙、衡阳后，于同年6月吴的代表和湘系军阀的代表形成的湖南停战协定。1919年2月，南北军阀开和议于上海。在会上，南方军阀的代表与北方皖系军阀的代表互不相让，讨价还价，你争我夺，双方都企图在会上得到在战场上尚未得到的东西。直系的吴佩孚为了与皖系的段祺瑞争权，唐陆等人出于对抗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双方就在南北议和开始后的一段时期里，加紧了他们的勾结。他们先是通过各自的驻沪代表交换意见，接着又以互换的密码直接来往，昆明—衡阳、南宁—衡阳，成为唐陆与吴佩孚联系的两条热线。唐陆与吴佩孚既经勾结，双方对于当时的南北议和，段祺瑞政府在对待“巴黎和会”上所采取的妥协退让态度和出卖我国主权的作法上，都通报了各自的意见，协调了共同的行动。同年8月经吴佩孚提出，11月经滇黔二省的代表在衡阳签字的所谓《救国同盟条件》(即军事密约)，使他们之间的关系走上了用类似于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继后在这个军事密约上签字的，还有广东、广西、湖南、四川的军阀代表。这个军事密约之所以得到吴佩孚和唐陆等六省军阀的共同同意，诚如该约所说，缔结本约的目的是为了“平息内争，力谋统一，合力对外”。“平息”什么样的内争呢?’‘因中央政府不良，元首大权旁落，深恐内奸盘据，延宕和局，实行卖国，故南北正人之联络、实不可稍事迁延，以期组织将来良好之政府，上下一心，安内攘外。”这是一方而。另一方面，“查近世以来，国内政争牵动武力，其咎不专在政客善于鼓动，而实在军人程度过于卑劣。自本约定后，如再有此等情事发生，凡在约军人，均应起而理喻之，扰除之，斯不为政党所利用。”“平息”和协调内部等的办法有五，但主要的还是:“凡属同盟军遇有危迫时，接近者应有实力之援助，不接近者亦应有函电之响应，或转托他军援助。”[《谭延阎转吴佩孚军事秘约草稿致唐继尧电》(1919年8月31日)，未刊资料。]很明显，这个经吴佩孚和唐陆等人共同炮制的军事密约，在北是指向段祺瑞的，在南是反对孙中山的。1920年在北方爆发的直皖战争，在南方出现的粤桂战争，就是这个军事密约的具体实践。

　　其次，马骧等人指出、唐继尧率军击毙顾品珍后，“卷土重来，涂炭生灵，专尚时髦主义，虽有废总司令之宣言，然口头与心中之民治相去实有天壤之别，一切设施，只在括(刮)剥，用人行政备极黑暗，天怒人怨，已非一日。”[《云南自治讨贼军同盟草约》，未刊资料。]一句话，严厉地批判了唐继尧的假民治。

　　唐继尧叫喊民治开始于1920年初。他向云南各界声称:“共和国家主权在民，故共和之真精神即在民治。民国成立八载以来，一切政治不良人皆归咎于共和。其实并非共和之咎，皆由秉国钧者横暴专制，于共和之真精神毫未容纳。故吾意今后宜厉行民治，以符主权在民之主旨也。”[《唐会泽对各界淡话大要》，《义声报》，民国9年1月22日。] 1922年初取代顾品珍后，唐继尧又就民治和联省自治表白一通。他说：“以吾人经验所得及国民心理所向，集权主义既不适于国情，民治潮流复遍输于宇内，此时仍惟有实行联省自治为救国不二法门。果能由自治而联合各省，,即由联省而组织政府，使地方自治有自由发展之机，而统一国家亦得免分崩之患，则所以消弧兵祸者在此，即所以建立国基者亦在此也。”[ 东南编译社编述:《唐继尧》，1925年震亚图书局发行，第109-110页。]按照唐继尧的说法，要实行民治和联省自治，至少要先做好两件事，即废督裁兵，并各省首先在自已的省内实行自治。这两件事唐继尧都做了，但其结果都是自欺欺人。

　　 辛亥革命后，唐继尧先后任过贵州都督、云南都督、云南督军，要废除督军，他自己似不能不做个样子。1920年6月1日，唐继尧通电全国，煞有介事地说，本日“即行解除云南督军职务，云南督军一职即于是日废除，所有全省军政划为三个卫戍区域，由卫戍司令官分别担任；至全省民政事宜，概由省长主持办理；继尧暂以联军总司令名誉（义)保卫地方，收束所部队伍，以免兵冗饷绌贻国家以巨患。一候裁兵事竣，即当解甲归农，退安田里。”[《废督自治通电全国电》，《会泽靖国文牍》卷六。]唐继尧的这个废除云南督军保留滇川黔三省联军总司令的通电，被人讥讽为去小督保大督的假把戏。同年底，滇黔客军在四川与熊克武等的战争失败。滇黔两军被全部赶出四川，唐继尧这个三省联军总司令有名无实，自觉无趣，只得在裁撤联军总司令部的同时挂冠而去。

　　至于在云南省内，唐继尧既无督军桂冠，又无省长头街，但仍然控制着云南的军民两政，这并不是什么秘密，迎击叶荃的率军反唐和阻止顾品珍等人的领军入省，就是最好的例证。唐继尧再次回滇后。搞了个《云南省政府暂行组织大纲》，一面欺骗舆论，一面自任省长。该大纲中还规定:“在省宪未公布前，由现任省长继续行使职权。”[《旅滇指南);，四，法规。]要希望唐继尧制定并实行省宪，就象等待一张不可能兑现的支票一样的无望。唐继尧玩弄的废督军就省长，改以省长的名义仍然把持着军民两政，同样是不可能骗过云南各族人民的。

　　废督是假的，唐继尧的裁兵是否就是真的呢？回答仍然是否定的。唐继尧宣布废督裁兵，滇黔军在四川与熊克武的战争刚刚开始，不久，滇军在川作战失刊，唐继尧立即改变口头上的裁兵为行动上的扩军，甚至收编云南著名土匪杨天福、吴学显等人。滇黔军在四川失败后，滇军的顾品珍、赵又新两军的官兵退驻滇东北，十分厌战，奉命改为两旅。唐继尧图川之心不死，反令将省内滇军扩编为八混成旅。顾品珍得知后对周钟岳表示：“此间力谋收束，而省城反事扩充，意滋不悦。”[ 周钟岳:《惺庵回顾续录》，《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245页。]当马骧等人暗地组织云南自治讨贼军时，唐继尧又将所率回滇部队等增编为20个团。军阀是爱兵如命的。唐继尧拥兵自重，20个团又可编为几个军。这样的裁兵作何解释，只有唐继尧自己才能说得清楚。

　　 唐继尧要在云南实行民治，先后成立过云南民治实进会、云南法制委员会，并且宣布要制定省宪，以及有关的章程、条例，的确表面地热闹过一番。云南省议会作为云南人民的代言机关，依照江苏、湖南等省的作法，照例起草并议决了《云南省宪法筹备处组织法》，筹建了省宪起草、省宪审查和省宪总投票三个委员会。唐继尧发觉这场戏不能再演下去了，否则将无法收场，乃以一纸公文叫省议会煞车。他说我国的国宪尚未诞生，省宪不能先走一步，这在国会里已经议决，有“各省于不抵触国宪之范围内得制省宪之文，是省宪须依据国宪，故暂从缓进行。将来仍应由省署聘员筹备，贵议会可不必再设筹任处，以免纷歧。”[《云南省议会第三届第二期常会报告书》，上册，民国12年，省议会印发。]本文在前面引述过唐继尧的话，他说要各省自治而联省自治，再由联省自治而组织全国政府，现在他又出尔反尔，反过来说得先有国宪，再制定省宪。既不准制定和实行省宪，云南的民治从何说起。而且，在南北军阀割据的情况下，中国统一无期，国宪是不可能较快地出现的，即使北京政府以假统一的名义出笼一个国宪，唐继尧在这里也说得明白，现在和将来都无须省议会插手制定省宪。唐继尧的意思很清楚，议会诸公们误解了我唐某的初衷，假戏是不能真演的。兼任云南民治实进会和云南法制委员会会长的周钟岳，在省宪奉命缓办后，仍草拟并颁布了云南省暂行县、市、村自治章程、条例、规则等多种，似乎表明唐继尧在省一级不愿搞民治，县和县以下是要搞的。然而这些章程、条例和规则，竟然无理地剥夺或停止了文盲、吸毒者、无正当职业者、僧道和宗教职业者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至于教师和在校学习的学生，只准有选举权而无被选举权。唐继尧通过这些限制向人们表明，他在县和县以下准备施行的民治，仍然是为官绅所左右的少数人的假民治。可能有人向唐继尧政府建议或严厉质问，说这种排斥多数人的规定应该有所改变。唐继尧坚持原议，出而辩解说，他的这种作法是“以民治为目的，以官治诱导民治为方法。”[《金碧日刊》，民国12年10月29日。]多数人被剥夺或停止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置他们于民治之外，这正是目的，怎么还会是方法呢?马骧等人指责唐继尧“口头与心中之民治相去实有天壤之别”，唐继尧在这里供认不讳。

　　第三，马骧等人谴责唐继尧“不顾廉耻，甘冒不韪，于约法上业失去总统资格之黎元洪窃位日，敢靦尔输诚，直称之曰大总统。虽不敢公然与我国会产生之孙大总统为抗，但破坏我滇人数年忍痛不屈不挠之护国精神，俨然违反民意，背抑潮流，逆迹昭著，吾滇人岂能再予优容，为其权利心所利用。”[《云南自治讨贼军同盟草约》，未刊资料。]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事在第二次护法时。1920年底，孙中山领粤军赶桂系军阀出广东。次年，国会非常会议在广州开会，决定组织中华民国正式政府，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孙中山就职后，积极准备北伐。此时唐继尧寓居香港，被孙中山邀去广州，但他拒绝与孙中山合作，不久又转回香港。唐继尧用自己的行动说明了，他是反对孙中山在广州重建政府的，以后还分割靠拢孙中山北伐的滇军，不顾孙中山的制止，擅自领军回滇与顾品珍争夺对云南的统治权。黎元洪在袁世凯死后，曾一度以副总统继任北京政府总统，张勋拥溥仪复辟时，将黎元洪赶下台，总统一职为冯国璋所取代。1920年，直系军阀在直皖战争中取胜，代替皖系军阀掌握了北京政权。直系的代表人物曹馄和吴佩孚，前者要当总统，后者要借“武力统一”来扩大自己的权力，但碍于孙中山的护法斗争，南方联治派的实力抵制，只得抬出黎元洪来作为过渡的总统，同时宣称要恢复1917年被解散的国会。直系将黎元洪作为工具，其作用可以堵住南方护法之口，通过国会制定国宪，又可以使由联省自治而组织中央政府的联治派无话可说，无计可施，还可以赶走现任总统清末老官僚徐世昌。黎元洪作为直系军阀的一个暂时傀儡，唐继尧不可能不知道，但为了讨好和继续与直系相勾结，却仍然加以承认，奉为总统。马骧等人指斥唐继尧“不顾廉耻，甘冒不韪”，理由正大，义正词严。

　　(三)

　　马骧等人在推倒唐继尧的问题上，做了哪些组织准备和军事准备呢?

　　在组织工作上，马骧等人建立了改造云南同盟会。该会会章规定，改造云南同盟会以 “改造云南实行民治主义为宗旨”，目的在于“讨灭唐贼，实行军民分治，制定省宪法”，民选省长，推进云南的各项建设。这些建设包括了普及教育、振兴实业、建筑公路、整顿民团、改设市政和提倡工会。这是一个在云南针对唐继尧鼓吹民治但又反对真正的民治，侈谈建设但又不见诸行动的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张。

　　设总会于云南省城的改造云南同盟会，决定组织军政、民政、财政三个委员会，筹划和办理全省的军、民、财三个方而的工作。接收云南全省公民，即“凡云南人不论男女，有普通政治思想者，均得为本会会员。”[《改造云南同盟会简章》，未刊资料。]

　　改造云南同盟会在组织发展上不分性别，只要赞成民治主义，推倒唐继尧，均得吸收为会员，可见其具有广泛的群众性。

　　在军事工作上，马骧等人组织了云南自治讨贼军，决心以军事手段结束唐继尧在云南的统治。云南自治讨贼军设总指挥部，即军司令部。总指挥部设总指挥一人，副指挥二人，并置参谋处。在云南的迤东、迤南、迤西，将根据军事上的需要和发展，各设指挥官一人。据《云南自治讨贼军同盟草约》说:“有与本军宗旨违反者，一律以公敌对待;有与本军宗旨相同者，无论省内外军民俱视为同仁。”[《云南自治讨贼军同盟草约》，未刊资料。]这说明该军在分清顺逆的同时，对于在政治上取一致态度的省内外军民，均采取团结合作的办法，以期共同倒唐。云南自治讨贼军告诫所属人员:“恪守纪律，维护公安，以驱逐唐逆为职志，不得抢劫人民，扰害地方，伤损外人。以及挟私报复等事。”号召“在盟人应勇往直前，本团结互助之精神，生死与共之血忱，为民除暴，勿得中道悔弃。俟全省肃清，自当论功行赏。不得拥兵自谋，醉心权利”。[《云南自治讨贼军同盟草约》，未刊资料。]马骧等人所组织的云南自治讨贼军，力图纪律严明，赏功罚过，努力实现改造云南同盟会的政治主张。

　　正当马骧等人满怀热情，积极工作，一面发展改造云南同盟会的组织，一面组织云南自 治讨贼军的时候，由于叛徒出卖，一场正在开展的反唐斗争，就此过早地失败了。

　　云南自治讨贼军的失败，从原因上看，可能有下面几点。

　　由五四运动所开创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的反帝反封建任务，历史地落到了无产阶级 的肩上。中国无产阶级通过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使这场革命在当时中国广大的土 地上波涛迭起，奔腾向前，一切愿意并继续实行反帝反封建的阶级、阶层和政治集团，只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有自己的政治前途，也才能和无产阶级一起共同获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胜利。否则，它们将如同辛亥革命以来所进行的多次斗争一样，难免遭致失败。鼓吹并实行真正的民治，其愿望是好的，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张并不违背，但不打倒封建主义，赶走帝国主义，仅除去唐继尧一个人或某几个人，这种民治是无法实现的。既然这种民治的生命力相当有限，因而它就很难去号召广大的群众，组成浩浩荡荡的反唐大军。

　　改造云南同盟会在成员的组成上有广泛的群众性，类似于各阶级、阶层联合的组织，这有它的优点，但同时也带来致命的弱点。唐继尧独霸云南，一切进步的主张和反唐的组织皆在取缔之列，即使是以秘密的方式进行活动，稍有不慎或个别环节上出现漏洞，就会前功尽弃，甚至全军覆没。改造云南同盟会的被破坏，失误就在于组织成员过于庞杂，组织方式也未能适应这种复杂斗争环境的需要。

　　唐继尧是手握重兵的军阀，要推倒他，不能单纯地效法叶荃、顾品珍的做法，必须发动和组织群众，使唐继尧陷于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这是改造云南同盟会所不可能做到的。马骧等人在组织云南自治讨贼军中，既然不可能走发动人民建立群众武装的道路，自然地就把讨贼军的组成，寄希望于对现有滇军的争取。他们没有选择唐继尧的嫡系部队，而是把注意力转向被唐收编的吴学显部上。然而他们估计不足，经验欠缺，忽视了必要的警惕，以致在争取吴部几个营、团长中，工作草率，疏于考验，反而使这样的人成为会内、军内的坐探。

　　 马骧等人组织的云南自治讨贼军，虽未能来得及开展更多的斗争，形成讨唐的大局面，就被唐继尧扼杀了，但它的活动是不应该被否定的。改造云南同盟会以在云南打倒唐继尧，实行民治主义为职志，这种宗旨是与孙中山在当时的主张相吻合的。孙中山说，现在应“使各省人民完成自治，自定省宪，自选省长。中央分权于各省，各省分权于各县，庶几既分离之民国，复以自治主义相结合，以归于统一，不必穷兵默武，徒苦人民。”[《就任大总统职宣言》(1921年5月5日)，《孙中全集》第5卷，第531页。]与这种自治主义相适应，在建设上应“普及平民教育，利便交通，发展实业，统筹民食，刷新吏治，整理财政，废督裁兵，进国家于富强，谋社会之康乐。”[《建设方针宣言》(1920年12月1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440页。]

　　改造云南同盟会在会章中正是体现了这些精神的。不仅如此，云南自治讨贼军的讨贼二字，也是依据孙中山组织的讨贼军而来的。我们有理由说，云南自治讨贼军在云南的活动，是孙中山在南方开展的第二次护法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

　　 改造云南同盟会之所以要在同盟会之前冠以改造二字，在马骧等人制定的章程里不见说明，我们不便妄加评论。不过有一点似应肯定，即至少说明他们要与唐继尧这些曾经一度拥护过同盟会纲领以后又抛弃了的人要有所区别。同时还应指出，改造云南同盟会主张的民治主义，从实质上讲，又是与五四运动中倡导的民主口号相同。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们用明白无误的语言说，本会、本军将“本全省人民公意，顺应世界潮流”。[《云南自治讨贼军同盟草约》，未刊资料。]顺应什么潮流?就是争民主，实行民治。当然这种民主和民治，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畴内的东西。不过，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这种反对独裁。追求社会进步的想法和作法，无疑地是应该得到历史的肯定的。

　　 说明：本文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八八年第三期，作者荆德新，云南省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据云南档案记载，马骧发动滇军力量时，是联系军官杨友棠，杨友棠曾经与马骧共同在昆明进行过反清革命宣传活动，1922年8月吴学显是杨的上级，杨卖友求荣向唐继尧告密，导致云南自治讨贼军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