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陆军讲武堂与中国近现代革命(2)

　　讲武堂创办之际，正值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中国留学生毕业回国，云南当局便任命大批回国的留日学生为讲武堂教官。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日本学习时就倾向革命，其中同盟会员占相当大的比重。如李根源任讲武堂监督（续又任总办）兼步兵科教官，李烈均、顾品珍、方声涛、赵时康、沈汪度、唐继尧、张开儒、刘祖武、李鸿祥、罗佩金等同盟会会员都是讲武堂的教官。{3}李根源在日本留学时就曾向孙中山请教过救国救民的道理，1905年孙中山在东京成立同盟会时，他立即加入到这个革命组织中，并积极参加了云南支部的筹建，曾任《云南》杂志干事。云南陆军讲武堂从创办之日起，大权就掌握在革命党人手中，它为同盟会提供了重要的几乎是合法的活动场所，并培养了大批进步学生，为云南乃至全国的民主革命造就了大批革命人才，这与清政府当初批准创办讲武堂的初衷背道而驰。

　　在云南陆军讲武堂活跃着的同盟会会员，经常利用上课之余在学员当中广泛宣传反清革命，“以革命大义激励学生”，《民报》、《警世钟》、《猛回头》等进步书刊在讲武堂里广为流传，学员间相互传阅、交流思想。{4}对资产阶级民主理论颇有研究的方声涛教员经常秘密宣讲孙中山的政治主张。唐继尧则经常向学生讲述岳飞抗金故事，激励学生精忠报国。1910年，法国建筑的滇越铁路通车，李根源不顾清政府命令，率全体学员到塘子巷昆明火车站高唱《云南男儿歌》抗议法帝国主义强行修筑滇越铁路。李根源还向学员们讲述法国侵略我国的情况，以及国家积弱不振的原因，讲到动情处声泪俱下，学员们也感愤得一起痛哭。{5}在这种类似“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思想的教育下，学员们除了学习过硬，思想上也接受了革命思想。革命党人也在对讲武堂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积极发展同盟会会员，建立同盟会组织。有的学生入学前就已经是同盟会会员。一些具有革命思想基础的学生也很快被发展加入同盟会。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的朱德元帅，正是在1910年在讲武堂加入同盟会。同盟会的革命工作，使广大学生受到熏陶和锻炼，政治态度很快发生了变化。朱德在其回忆录也提到：“云南讲武堂就成为云南革命力量的重要据点。”{6}

　　对于这样一个聚集革命力量的据点，清政府也捕捉到了一些苗头，一度准备解散云南陆军讲武堂。幸得李根源多方周旋，云南陆军讲武堂才得以保全。1911年8月，云贵总督李经羲借故将李根源调离讲武堂，去担任督练处副参议官，筹备滇西边境事务。然而正如李根源说的：“生徒受教之深，岂以余去而易其志哉！”{7}三个月后，也就是10月30日（农历重九），李根源、蔡锷发动了重九起义，讲武堂的学员一马当先，占领了昆明城，彻底推翻了清朝在云南的统治，掀开了云南近代民主革命进程的序幕。

　　有资料统计，在辛亥革命前，担任讲武堂教官和教职员的47人中，同盟会员有17人，革命派人士有11人，倾向革命的人士有8人，而讲武堂的重要职务如总办、提督、提案等，除高尔登任过短期的总办以外，几乎全为同盟会员担任，各班班主任、各兵科科长、主要教官、执事官等也都是同盟会员及革命人士担任。这所“革命的熔炉”为昆明“重九”起义的胜利、云南全省的光复、乃至护国、护法在云南的首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云南陆军讲武堂在辛亥革命前培养出来的数百名毕业生，其军事素质是清末各省所办军事学堂中最为突出的。后人曾称赞道：“云南讲武堂之声誉昭著，不亚于日本之士官、保定之军官学校。”{8}

　　⑴重九光复。在李根源的领导下，云南陆军讲武堂实际成了培养、储备革命人才的中心，也是革命党人秘密活动的据点。清宣统三年，即公元1911年的10月30日，蔡锷与讲武堂监督李根源和教官李烈钧、唐继尧、罗佩金等率部发动“重九起义”，以响应武昌起义。这是大清帝国第一个响应武昌首义的起义省份。11月2日即成立“大汉云南军政府”（也称“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结束了帝制在云南的统治。起义胜利后，受到表彰的起义有功人员，绝大部分都是讲武堂革命师生。故世人有“光复之役，以战功著者，必称讲武堂生。”{9}的感慨。李根源后来在评价讲武堂师生对云南辛亥革命的贡献时说：“辛亥光复，讲武堂生尤与有功。”{10}功成之后，在以蔡锷为都督的军政府中，一批讲武堂主要官员、教官调军政府任要职而成为领导核心，如李根源任参议院院长兼军政总长，唐继尧、刘存厚任参谋部次长，李鸿祥任政务厅厅长。“重九起义”取得胜利之后，讲武堂师生又驰援川、黔两省起义，促进了各省的相继反清独立，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

　　⑵再造共和。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国公然复辟帝制，下令改1916年为洪宪元年，废除民国纪元。消息传来，全国一片声讨，云南首先发动起义。1915年12月25日，蔡锷与讲武堂教官李烈钧、唐继尧、罗佩金等“以一隅而为天下先”的气魄，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率先起兵护国，组织了三支护国军和一支挺进军，唐继尧被推为云南都督总揽全局。蔡锷任第一军总司令，出兵四川；李烈钧任第二军总司令，进军两广；唐继尧兼第三军总司令，留守云南；黄毓成任挺进军司令，策应各路。护国军上至将帅，下至排、连长，绝大多数出身云南陆军讲武堂。直至天下群起义兵，各省纷纷起兵响应，广西、贵州、陕西等省先后宣布独立，在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下，袁逆于1916年6月被迫取消帝制，最终导致“洪宪登基”成为黄粱美梦。不久，袁即忧郁而死。护国起义被世人誉为“再造共和”，昆明今有护国路之地名，即为纪念护国起义而来。护国起义中滇军三路军总司令除第一军总司令为蔡锷外，第二、三军总司令分别为李烈钧、唐继尧，罗佩金则为第一军总参谋长，由此可见讲武堂教官的领导作用。蔡锷与李根源、李烈钧也因此并称为“护国三杰”。再造共和的伟业，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光辉的一页。

　　⑶浴血北伐。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兴师北伐，滇军积极响应，以讲武堂师生为骨干组织滇军北伐军，原讲武学校校长、云南省省长兼滇军总司令顾品珍自兼滇军北伐军总司令，原讲武学校教官张开儒任副司令，讲武堂毕业生杨希闵、杨蓁、金汉鼎分任第一、二、三路司令，范石生任先遣军司令。讲武堂毕业生朱培德部，成为大元帅府拱卫军，后改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军，金汉鼎部编为第九军，范石生部编为第十六军，讲武堂前教官杨杰部编为第十八军，皆奋战在北伐前线。朱培德、杨杰还先后担任北伐军总参谋长。讲武堂毕业生、贵州省省长兼黔军总司令卢焘，派胡瑛、谷正伦两部进攻广西军阀陆荣廷，策应北伐，巩固了大本营，有力地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

　　三、云南陆军讲武堂的价值思考

　　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兴办一定程度上寄予了面临内忧外患的晚清政府富国强兵的梦想，而富国强兵则是摆脱危机、抵御外侮、维护独立的重要途径。边疆危机使云南从昔日的边鄙之地一变而为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战略要地，“强权之势，非尚武不足以立国。”{11}正如马基雅维利所言“唯一可靠的、实际的与长久的防卫之道，就是依靠你自己，依靠你自己的勇敢与才能。”{12}要捍卫疆土安全、维护国土尊严则必须发展壮大自己的国防力量。在以采用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和制度、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制度为目的、编练新式军队为核心的清末军事现代化改革中，军校教育正是培养军事人才的重要载体，也是提高军事指挥人员军事、政治素质的有效途径，过去如是，今日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