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墨丹青》弁言(4)

　　七

　　“书画鉴藏千古事山川吟啸六朝人”——

　　金石、书画之学，创于宋代，清代此学复兴，其收藏、著录、考订，皆本宋人成法，可谓精深博大，先父承其绪。少时我常听其谈及：一旦得宽余，将著文介评藏品，以方便后人利用。父亲的努力，散见于若干字画的眉批、边批，还可见于与先父切磋文物内涵的沈肇年、钱基博的遗墨。1957年后灾祸迭兴，先父母晚境艰难，上述工作中辍。半世纪后吾辈重理旧物，续接先人未竟之业，常发水深难测之叹。藏品作者生平材料，名士易得，知名度不高者则颇费周折；考析赠受关系，辨读行文、题签（甲骨文、金文及篆、隶、行、草、楷）及印章（名章与闲章，朱文与白文，引首章、压角章、鉴藏章等），抉发书画信札意义内蕴，更须用心费力。经一番探幽致远，也确有收获，一些作品的美学价值、史料价值渐次昭显，若干文化史中不可忽略人物（如焦循、张问陶、王锡振、蒲华、程颂万、曾熙、李瑞清、马一浮、林纾等）的书画，原来在家藏中隐而未彰，这次得以“昏镜重磨”，有“发现新大陆”之快感。至于收藏故事，当年先父偶尔谈及，今日追忆、揣摩，参照藏品及相关文献提供的线索，每能打开新的认知门径。

　　编纂《藏墨》的一项工作，是追溯书画所涉诗文出处。在此一过程中，发现书画所题诗文与传世刻本或有差异，而且书家、画家变通的文字，往往更为生动或更为准确（当然也有不太妥当的改动）。这里存在两种可能，一为书家、画家当年见到并引述别的版本；二为书家、画家有意变更原文（这种可能性更大），这也是书家、画家的一种再创作。本书并非考据学专著，主要功能是赏析书画作品，为了不影响阅读节奏，各条释文很少列出书画题写诗文与传世刻本的差别，然这种比勘考据工作，从版本学、诠释学视之，自有其学术价值，将另作专文阐述。

　　整理昔贤遗墨，须国学知识（涉及史学、文学、哲学、宗教学以及书法、绘画、文字、金石诸专学）的综合运用，并仰赖历史洞察力和艺术体悟力。老来事此，可以说是对少时身处文物丛中而未能系统研习的补课。大哥、三哥、四哥以往对藏品作者生平等资料有所辑录，提供解读“藏墨”的部分资料。

　　今次系统从事这一困难而多趣的工作，得李寿昆、王三山、钟书林、刘奉文诸君帮助。寿昆兄稔熟金石书画，率其文物知识丰富、勤于思索的外甥章镔与余研考诸藏品，每有卓裁；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王三山老师偕敏而好学的考古系研究生周宁与余协同辨释书画，三山君具国学底蕴，新近被武大学生从全校数千教师中票选为2014年“我最喜爱的十佳老师”之一，称号是“最笃学明辨”，在考析书画间，其“笃学明辨”的特性也屡次昭显；武大文学院钟书林副教授学养与工作精神俱佳，校勘释文，纠谬补逸，贡献良多；东北师范大学刘奉文教授是学殖深厚的文献学者，与胡新编辑考订清民两代信札，心力并勤。因有诸贤哲援手，“藏墨”两册方能于一年间勉力编成。“友直，友谅，友多闻”，诚哉斯言！

　　名士文墨，历来有赝品、仿作渗入，故“辨伪”是书画之学不可或缺部分。我们在整理藏墨时，对一些古旧而又署以大人物名号的作品特别用心反复研讨，不敢贸然定论。如题签“中书令 臣魏徵重译妙法莲华经卷第五贞观六年二月十六日”的长卷字幅，余本不敢相信是唐代物件，曾推测为后世抄本。今次经认真考辨，特别是与大英图书馆东方部所藏斯坦因从敦煌莫高窟获得的唐人抄写《妙法莲华经》卷第二作比较，发现二者的材质（硬黄纸）、书写格式、字形都十分相近。敦煌、吐鲁番文书除被斯坦因等西方人运走外,尚有散留民间者，先父1935—1936年间在新疆以“编译委员会委员长”身份获得一件，当在情理之中，自此他将其视为最重要的藏品，多次邀学者题跋：

　　抗日战争期间在鄂东，国学大师王葆心撰“高昌出土唐人写经”横幅；在安徽，1945年文物学者孙百朋作跋；抗战胜利后任教西北大学，1947年请西北大学历史系关百益教授题词；回武汉后，1953年又有篆刻大家唐醉石题词。这些精研文物的学者都仔细观摹该写经，认定其可靠性。综合以上，可判断高昌出土墨绘纸本为唐人写经，是冯氏藏墨中历史最久远的一件。

　　有些遗墨的真伪，经历“肯定—否定—肯定”的辨正，如题签“姚鼐”的草书诗幅，初以为是姚作；后据压角章，推断是“同里后学”手摹姚作；进而对印章“臣鼐私印”“姬传”反复考辨，又对以珍珠白在青笺上撰写草书与传世之姚鼐书法比照，基本认定此件系姚之手笔，压角章乃收藏者补盖之闲章。

　　另如文尾“子瞻书”的字幅，曾以为是后人冒充子瞻（苏东坡）的赝品，经反复查览比对，确认此件乃清末顾印愚（字蔗荪）对苏子瞻“元祐二年二月八日”《跋画苑》一文的抄件，以往我们忽略的顾印愚所钤名章“蔗荪”可证此情节。

　　这些推测是否确切，入选藏品中是否另有赝品未能识别，切望方家法眼明辨，并不吝赐教。

　　八

　　本书展示的藏品，由仅有公教薪水收入的学人在长达半个世纪间，孜孜不倦地访辑，节衣缩食地购置，终于集腋成裘，蔚为艺文大观。藏品又遭逢战乱、政乱一再袭扰，历尽坎坷方得以部分保存，它们遭遇的灾厄和今日得到的善待，以一粒水珠映照出中国现代文化史的曲折与悲壮。今人和后人自当珍视这些藏品，从它们的经历中获取教训。诚如一位未来学家所告诫的：“如果我们不向历史学习，我们将被迫重演历史。”这也是编纂此书的题中之义。 1995年，余为一位学人所撰《集藏大观》作序，写下如次文字：

　　收藏是人类的天性，很难想象全然不懂收藏的人怎样生活和工作。某些动物也有收藏食物的本能，但在自觉意识指导下，按特定分类标准系统集合并研究物品的“收藏”，唯人类为能，从而成为一种饶有兴味的“文化”现象。

　　一般人都有集藏行为，但只有那些如蜜蜂般勤奋、蚂蚁般坚韧、哲人般深究的访辑搜求者，方可称之“收藏家”。他们数十年如一日，甚至续数代之力，从事某方面集藏与研讨，成就某文化门类的标本大全，具备历史认识价值、美学价值及其连带的经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