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对中国民族关系的影响与启示

　　辛亥革命对于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其中对中国各民族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以及中国民族关系的影响尤为重大，这也给100年后的今天，留下了许多值得深思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在建构现代国家的进程中奠定新的民族关系格局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野蛮入侵，封建统治者腐朽无能，国家战乱不已，人民饥寒交迫，中华民族遭受了世所罕见的深重苦难。在那个内忧外患接踵而至的年代，各方进步力量纷纷意识到只有打破君主专制制度，建立现代民族民主国家才是中国奋起的必由之路。一时间，民主革命的思想如潮水般喷涌，《警世钟》、《猛回头》、《狮子吼》、《革命军》等传播民主革命思想的著述像一声声春雷，惊醒了万马齐喑的中国。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在孙中山的倡议下成立了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制定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把各种革命势力和人民群众，统一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目标下，形成了一支新的革命力量。

　　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反帝必先排满”的旗帜下，动员了大量的社会群体和依靠力量，而“驱除鞑虏”的宣传，也催生了“排满”浪潮。最终1911年武昌首义一声枪响，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覆灭，民国政府建立。

　　辛亥革命导致的国家重建，使中国的民族关系发生了深刻改变。清王朝的覆灭使满族统治国家的主体民族地位发生了极大变化，与此同时，各民族的地位都在改变。汉族从“异族统治”的压抑中解放出来，恢复了主体民族的优越感，“广大汉族人士，包括清廷汉族官僚、立宪派、地主和买办阶级的代表人物，在武昌起义后纷纷加入革命阵营，有些不为民主革命，只为恢复汉族河山。”这引发了国人对建立单一民族（汉族）国家还是多民族国家（传统中国境内的各民族）、怎样处理和调试国内民族关系等问题的思考。随着外蒙古宣告独立、西藏地区搞分裂活动，中国边疆危机和民族问题不断暴露、日益激化，为动员革命提出的“排满”宣传已无意义，“中国多民族一体化”、“建立现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口号日渐响亮，各民族平等和“联合中国各民族构造统一之国家”成为共识。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郑重指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满、汉、蒙、回、藏为一国，如合满、汉、蒙、回、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 ，并宣布中华民国为中国各民族所共有，“今我共和成立，凡属蒙、藏、青海、回疆同胞，在昔之受制于一部者，今皆得力国家主体，皆得为共和国之主人翁，即皆取得国家参政权”。

　　1912年3月，革命党领袖人物黄兴、刘揆一等发起成立了影响很大的“中华民族大同会”，在发起电文中有如下陈述：“各都督、议会、报馆、政团，鉴民国初建，五族涣散，联络感情，化除畛域，共谋统一，共护国权，当务之急，无逾于此。且互相提挈，人道宜然。凡我同胞，何必歧视。用特发起中华民族大同会。”颇能反映出此时民族主义锋芒已集中到反帝反侵略，共建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主题。各民族成员从地缘、族缘关系中解放出来，休戚与共、风雨同舟，积极投身于成为多民族国家权利主体的实践中。

　　辛亥革命的胜利，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民主共和的新政权，实现了中国从王朝体制向民族国家体制的重大转变，开启了建构中国民族国家的新纪元，也奠定了中国新型民族关系的格局。

　　中华民族意识觉醒并日益增强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已有几千年的历史，而中华民族意识的强化、“中华民族”转变为自觉的民族实体，则是进入近代以后，在中国和西方列强的对抗中形成的。这种变化可从中国最具代表意义的传统民族观“华夷之辨”的内涵变迁中体现出来。传统民族观认为“华”即华夏或中华，是汉族的代名词，而“夷”指生活在中原腹地之外的其他民族，常见“尊夏贱夷”、“内诸夏而外夷狄”等表述。直至近代，面对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和“船坚炮利”，魏源在《海国图志》中率先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中，“悍然下一断案曰：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传统的华夷观已发生本质变化，“华”已不局限于汉族，变成中国境内的各民族，“夷”也成为了帝国主义入侵者的代称。

　　辛亥革命前，针对当时国内民族关系的现状，梁启超还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华民族”称谓和“小民族主义”、“大民族主义”的概念。他说：“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杨度则更进一步超越民族的血统意识，提出中华民族与其说是一个种族融合体，不如看作是一个文化共同体。认为是文化的一体性、凝聚性和不可分割性造就了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

　　辛亥革命爆发后，在政治上实行“五族共和”的多民族平等、联合共同治理国家等政策，极大地增强了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意识，强化了对彼此之间长期形成的内在联系与一体性的认同，在共同抵御外侮、实现独立的斗争中，中华民族意识不断增强。

　　以蒙古问题为例。外蒙古宣布独立后，引发全国各族人民的强烈反对。1913年在西蒙古王公会议上，王公们一致决议“联合东盟，反对库伦（乌兰巴托）”，并通电声明：“蒙古疆域与中国腹地唇齿相依，数百年来，汉蒙久为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系民国。”这大概是政治文告中第一次由少数民族代表人物共同决议、发出少数民族同属“中华民族”的宣言，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当时“中华民族”意识对各民族的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