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任职云南陆军三十七协协统时间新考

　　蔡锷虽然在世仅34年，但由于史料的缺失，其一生中仍有许多迷团尚未完全解开。他任云南陆军三十七协协统的具体时间就是其中之一。确定蔡锷任三十七协协统的具体时间对于深入研究蔡锷到云南后的活动与思想以及云南“重九”起义的酝酿、发生和发展均有重要意义。下面，笔者试就最近发现的有关史料，对这个问题作一考证，以求教于方家。

　　一

　　关于蔡锷任职云南陆军三十七协协统的时间，蔡锷的故旧好友历来有多种说法。较有代表性的为三种。一为1911年2月（如无特别说明，以下所标日期均为阴历）。刘达武在《蔡松坡先生年谱》“宣统三年”条中说：“正月自籍取道沪粤赴滇，二月抵昆明，李督奏委为三十七协协统。”^[1]P8一为1911年春。李根源说：蔡锷“于辛亥年春调任三十七协统”。^[2]P157李文汉也说：蔡锷“（1911年）春，由籍起程赴滇，任三十七协统领”。^[3]P439一为1911年5月。李鸿祥则说：“蔡到昆明后，李经羲并未及时用他。他和我住在教练处，每天伏案著书，著了一本《曾胡治兵语录》，写了一个筹办兵工厂的计划，直到五月间才被任为第三十七协协统。”^[2]P160

　　1982年，谢本书先生查阅有关史料后，确定了蔡锷任三十七协协统的时间。他在《蔡锷述评》一文中说：“一九一一年七月，蔡锷担任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旅长)。云贵总督李经羲给清廷的奏章中说：‘第三十七协统领官分省补用知府王振畿，现经调充兵备处总办，遗差查有前充广西兵备处总办、留日土官毕业生蔡锷，干练果毅，经验颇深，堪以委充第三十七协统领官。’随后又颁发了上谕：‘前广西兵备处总办蔡锷著派充陆军第三十七协统领官，陆军步队第七十四标统带曲同丰派充陆军第三十八协统领官，并均赏给陆军协都统衔。’”^[4]P57

　　但这中间还有三点需进一步补充。第一，据笔者查证，李经羲的奏章上报于6月，也即阳历的7月，而在此前的5月20日, 也即阳历6月16日,李经羲就已有“号电”禀报陆军部，电文称:“北京陆军部鉴：三十八协统领钟麟同已蒙简放十九镇统制，遗缺查有七十四标统带、士官毕业生曲同丰堪以升充。又三十七协统领王振畿调充兵备处总办，遗缺查有前广西兵备处总办、土官毕业生蔡锷堪以补充。除附片奏明外，谨先电知。”^[5] 此外，笔者还在1911年4月中旬号和6月上旬号《云南官报》的“辕门抄”上分别见到曲同丰于4月15日以三十八协统领官身份、蔡锷于6月初7日以三十七协统领官身份参加活动的报道。这就说明，至少在4月15日也即阳历5月13日之前，蔡、曲二人就已分别担任了三十七、三十八协协统。也就是说，李经羲5月20日给陆军部的电报之前就已经任命了蔡、曲二人的职务。第二，李经羲6月上报的奏章到闰6月18日，即阳历8月12日，曾奉朱批：“该部知道。钦此。”^[6]P274第三,上谕的颁发也并没有像谢文中所说的“随后”那么快，而是在8月25日（并非谢本书先生在书中所注的8月27日），即阳历10月16日。这已是李经羲的奏章上报的3个多月之后，也是武昌起义爆发之后的第6天，蔡锷领导和发动云南“重九起义”之前的13天。由上可见，谢本书先生所取蔡锷任职三十七协协统的时间既非李经羲电告陆军部的时间，也非朱批和上谕的颁发的时间，而是李经羲上奏皇帝保荐蔡锷的时间，即阴历6月，也即阳历7月。

　　虽然谢本书先生关于蔡锷1911年7月任三十七协协统的说法现在看来也并非准确，但由于在当时他的说法查有实据而成定论，并被广泛引用。

　　二

　　然而，蔡锷自己对任第三十七协协统的时间却另有说法。笔者新近发现，蔡锷到云南后曾给好友石陶钧写过一封信。在此信中，蔡锷告诉石陶钧：“弟到此月余，于本月十一日就任三十七协。”^[7]P560这就将其任三十七协协统职务的时间说得具体明白了。但此信末尾没有日期（可能是被原编者删去，这样的情况很多，《蔡松坡先生遗集》中，许多书信就是一无称谓，二无署名，三无时间），究竟“本月”是何月不得而知，这又给此问题罩上了一层迷雾。

　　尽管如此，但从信的内容分析，我们仍可发现其中有三个时间指向非常明显的地方。一是对端方复出一事的评价。蔡锷在信中说：“端某者，向以险贼之心，行牢笼之术。……斯人再出，我族其无噍类矣，然实满汉共同之以蟊贼也。”一是对当时片马形势的描述：“片马英兵以瘴疠倒毙人员五百余名，其中吾国人居多，现已退出百里之外。”一是对当时西北、东北形势的描述：“其他如俄之于蒙古、伊犁，日本之于东三省，报纸所传，似较此间英法为甚。昨闻黑龙江已开战衅，似同红胡子冲突。”^[7]P560这些无疑为确定蔡锷写该信的日期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线索。

　　据查，端方因在慈禧出殡之时的“拍照”事件，于1909年11月20日被参罢官，但1910年4月以后到1911年4月20号端方复出担任督办川汉、粤汉铁路大臣之前，有关他即将复出的消息就已在报刊杂志上流传，如《广益丛报》第234期（4月29日出版）上以“端方行将起用”为题，第239期（6月20日出版）上以“端方起用之期近矣”为题刊发过消息。1910年9月初5出版的上海《热诚》第1期上还刊登了两湖总督端瀓建议皇上起用端方的奏折。侵入片马的英兵因瘴气曾暂时退出，确有其事。3月11日，云贵总督李经羲上奏清廷谓：“片马地方瘴气甚厉，英兵恐受瘴毒，全军移驻小江。”^[8]4月下旬，李经羲在上奏清廷的折子中又说“片马英兵前因避瘴退出月余”^[9]。由此可推知，此事发生当在3月上旬。此外，1911年2月以后，俄国因黑龙江境内铁路修筑、中俄陆路通商、中俄边界划分、俄人到内蒙境内旅行等问题与清廷进行交涉，并在黑龙江、蒙古、伊犁等中俄边界各地增兵，举行“演操”，又派出巡洋舰在松花江、黑龙江示威，从而造成中俄边境形势十分紧张。3月上旬，中俄军队因俄军侵越界限，曾在哈尔滨附近发生冲突，互有损伤。^[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