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后政治舆论与社会关系的重建

　　近代报刊在辛亥革命前后政治变革中扮演重要角色。从君主立宪到开明专制再到种族革命，近代报刊的政治舆论动员不仅要集中力量批判专制王权，更须对专制王权赖以生存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文化心理等进行全方位重构。就此而言，在个人与社群、社群与国家等关系重建议题中，报刊舆论发挥何种作用？处于何种立场？舆论动员触及的广度和深度？等等。此类问题既有历史意义，亦对当下中国有借鉴价值。安徽大学王天根教授及其研究生团队十余年来致力于报刊舆论与近代社会结构、社会关系转型等互动关系的探讨，专著《近代报刊与辛亥革命的舆论动员》（黄山书社2011年版）是其研究成果的一部分，集中展示了王教授研究团队学术探索的思路、价值和问题意识，颇具特色。

　　《近代报刊与辛亥革命的舆论动员》（以下简称《近代报刊》）以报刊舆论动员与辛亥革命之间的互动关系为研讨对象，侧重中国社会政治舆论自维新舆论向革命舆论转型的过程中，报刊在重新界定个人、社群、政府、国家等社会关系中的角色和功能。与当下学术界动辄上百万字的学术著作相比，三十余万字的《近代报刊》篇幅不算长，却并不影响这部著作的选题价值和研究深度。据笔者了解，该著作在未出版前就被确定为安徽省委宣传部“全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和辛亥革命100周年重点文艺作品”之一（全省共入选25种），可见其选题价值获得充分肯定。

　　篇章结构上，《近代报刊》以问题意识为导向，非泛泛而谈，试图在传播史与近代史交叉维度中展开论述。过往报刊史研究和书写结构、思路常受诟病，或是以线性的进化模式分析近代报刊的发展演变，或是以“冲击——反映”的近代革命史模式展示报刊舆论议题的演进。《近代报刊》无论在问题选择，还是分析框架上都有所突破。从纵向的时间维度看，著作围绕辛亥革命前后两大政治舆论主潮——维新舆论、革命舆论，集中展现清末民初政治舆论由维新向革命转型的复杂面向。从横向的空间维度看，著作围绕辛亥革命前后报刊舆论对政治变革的合法性呈现，深入剖析报刊舆论动员所波及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文化心理的广度和深度；具体而言，以社会伦理重建为核心论题，探讨报刊舆论与君臣关系、男女性别关系、家庭关系等社会伦理关系重建的互动关联。

　　国家、政府、社会、个人的关系界定中，救亡图存语境下“学人论政”型报刊理应处在社会立场上，以“公意”代表的身份再现于舆论场域。《近代报刊》上篇“君臣政治与晚清政论报刊政治舆论的转向”，以清末政论性报刊《清议报》、《新民丛报》和《民报》等分析对象。作者认为，有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以政论报刊为主要传播渠道，引进近代西方民族国家思想，试图重建社会秩序。就《清议报》而言，其政论文本反映了传播主体对国家、民族及政治资源等方面的认知，该报整合民族战争的历史记忆与当下的政治事件，是建构近代民族国家思想的叙事模式的重要代表。另一方面，辛亥革命前后中国政治变革路向面临多重选择，所谓“公意”难以形成。清末报刊论争不仅有政治理念层面上的抉择，背后还涉及不同政治利益集团的分歧。《新民丛报》与《民报》的论战及其《民报》内部分裂须置于此语境下解读。王天根教授认为，《民报》与《新民丛报》论争的过程中，实际上一直保持着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激烈论调和以胡汉民为代表的缓和基调同时并存的情况。这从表象上来看，《民报》走的是中庸路径，即在激进与和缓之间的折中，也是两者的协调。但办得颇为出色的《民报》 终以内讧的形式间接地导致1908年的暂停。这涉及革命阵营内部老同盟会与原光复会之间的分野。辛亥革命前革命阵营内部已有利益分歧，特别是孙中山与章太炎之间的矛盾日益明显。这造成了《民报》短暂的停刊好像是革命思想分歧的产物，事实并非完全如此。《民报》的停刊有着更为广阔的政治背景，它关系到世界范围内远东政治格局的变迁。一方面，章太炎主持下的《民报》逐步改变了激进与和缓的折中的路线，益发地偏左。而与此同时，中美、中日、美日关系日益复杂化。日本的均势外交亦是《民报》停刊的重要原委。

　　社会性别关系是近代伦理秩序重建的重要一环。近代报刊论政语境下的男女平权之表述，既有政治层面的社会动员的考量，也是对西方文明冲击的一种回应和自觉。《近代报刊》中篇“性别政治与清末民初男女平权革命的媒介表述”着力于此。清末救亡图存的特殊语境下出现的中国首批女性报刊和女报人填补了中国报刊史上女性长期“失声”的空缺。这批杰出的女报人通过媒介话语的表述逐步实现自己作为“新”女性的身份认同。但戊戌维新时期女报人大部分是被男性推到社会活动前台的，换句话说，她们从事新闻工作往往是为了“变法图存”的舆论宣传需要，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依附于男性，只不过换了一种更隐晦的方式而已。相对于清末精英女报人圈，民初宽松的舆论环境使得女性报刊与精英女报人群体获得进一步发展。民初女子参政运动前后，以唐群英、 张汉英、 张昭汉等为代表的精英女报人，通过报刊这一公共言论平台，品评时局，争取女性在政治“公”领域内的平等地位，展现了精英知识女性在特定时空语境下对社会身份的自我认同。但这种自我身份认同感并未获得社会舆论的普遍承认，女性在相夫教子和履行社会责任之间、私领域和公领域之间游走。

　　家国同构的政治——伦理秩序是中国宗法社会的重要表征。著作下篇“家庭政治与都市生活对革命话语的平常心态”把视角从宏大的民族、国家视域下移到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情景之中，着墨于都市中表述的家庭政治，而细致观察都市家庭政治的切口锁定在反映上海社会生活侧影的大众媒介《申报》上。作者首先从宏观角度对《申报》以及镜像中的上海市民社会做了梳理和解读，然后从历史纵向的角度梳理《申报》市井新闻的发展演变，最后在媒介生态环境的理论框架下分析《申报》市井新闻与上海市民之间的政治互动。

　　总体而论，《近代报刊》从君臣政治、性别政治、家庭政治等层面考察辛亥革命的舆论动员，有着深层的社会及学理呈现的逻辑。政治体制建立在社会伦理秩序基础上。辛亥革命前后政治变革的合法性建构，尤须直面封建王权专制下“三纲五常”伦理关系。《近代报刊》对报刊舆论的分析，并没有停留在政治舆论表层意义上，更深入到政治变革之根基的社会关系层面。辛亥革命前，中国的政治架构呈现金字塔形的权力结构，塔尖是君主，君主之下是官僚机构，官僚机构之下是广大民众。作为知识分子的儒家其人生奋斗哲学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亦常视作官方统治哲学的逻辑起点。从家——国——社会的生存哲学及官方哲学的逻辑起点上的一致性，可见封建中国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有高度的同构性。近代政治变革意味着民主、宪政体制的引入，而民主、宪政建立在社会公共意志基础之上，这就有必要重构国家与个人之间关系。就此而言，报刊既作为近代社会关系中的一个实际政治力量发挥作用，也是重构社会关系的重要平台；通过近代报刊，探析政治舆论对传统中国社会关系格局的重建话语，这在报刊史研究中极富创见。

　　创见性观点和精辟的分析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分析基础上。清末民初时期的报刊史料卷帙浩繁，《近代报刊》的成功之处在于大量史料的合理运用。王天根教授及其研究团队非常注重史料的考析。如本书第二章通过详尽的史料考析，指出《同盟会时代民报始末记》作者华曼即汤增璧，实为章太炎编辑《民报》 的重要助手，决定《民报》办报方向的重要人物之一。他鼓吹革命暗杀风潮，主张刊发排满与暗杀的文章，是《民报》在日本被查封的重要藉口。可见，汤是重要的当事人。与章太炎对《民报》被查封的情绪化相比，汤后来强调中美、中日、美日关系的变动导致《民报》暂时性停刊可能更富有理性的分析，也更有说服力。此外，《近代报刊》的史料处理特别注意报刊、文集等公共性资料与书信、日记等私人性资料的参照解读，从而呈现报刊政治舆论背后诸多个人的、社会的因素，使著作更具立体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