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甲辰长沙起义(3)

　　常德方面，宋教仁与游得胜、楚义生等人于9月初从长沙回常德。到常德后，他们在武陵县的五省客栈设立湘西联络总站，作为响应长沙起义的机关，联络了好友刘复基、胡范庵、蒋翊武、孙安仁和会党首领孙汉臣，向他们介绍了华兴会的宗旨与章程、长沙起义的目的与策略，并吸收他们为华兴会会员，指派他们分头活动。蒋翊武、孙安仁负责联络学生；孙汉臣负责联络会党和巡防营士兵。宋教仁的哥哥宋教信也给予积极支持。在他的联络下，“不旬日间，豪俊集者三万人”，表示听从宋教仁的指挥。^[9]P38

　　宝庆方面，1904年夏，黄兴派留日学生、新化人戴哲文回籍（当时新化县属宝庆府）联络会党。戴石屏到新化后找到在县城小学堂的谭人凤，向其“询可与共事者”。谭向戴推荐了李洞天、萧立诚和唐镜三，李洞天等人又推荐了邵阳的李燮和、李云龙。于是戴哲文向他们通报了长沙起义的计划并发展他们加入了华兴会。他们商定，由李洞天、萧立诚负责邵阳，唐镜三负责武冈，李燮和负责安化，周叔川负责新化等地会党的联络发动，而以谭人凤在新化县城所办小学为联络点，负责各方面的协调，届时同起响应，并“印就章程、党证及显浅讲义，遣洪家首领谭恒山携赴辰、沅一带通声气” ^[10]P5。

　　衡州、岳州的联络工作也在积极进行之中。

　　六是联系外省响应。省内工作略有头绪后，为促成“各省纷起”，响应长沙起义，黄兴又筹划与外省的联络，先是派杨毓麟、章士钊前往上海、南京联络东南地区的革命党人。他们在南京设立了联络机构，又到上海联络蔡元培设立爱国协会，由杨毓麟、章士钊分任正副会长。1904年7月，黄兴又亲赴上海，与杨、章等人进行具体磋商，并通过蔡元培同浙江革命党人陶成章建立了联系。陶成章联络各地会党参加革命工作已略有头绪后，也到上海来和黄兴、蔡元培密谋，准备和华兴会联合行动，“定于十月初十日万寿节，黄兴在湘、鄂两省同时并举，以闽、浙两省为后援” ^[11]P430。当时内地和日本的志土，得知黄兴将在长沙举义，“渐次到沪会合，各招待所随分安置，而余庆里尤有人满之患”^[1]P127。同时，黄兴又派宋教仁、胡瑛赴湖北开展宣传联络活动，于武昌设立华兴会支部，“结纳同志，运动武阳夏三镇新军”。宋、胡到武昌后即与曹亚伯、吕大森、张难等武昌的革命志士建立起密切关系，成立了科学补习所，其“宗旨标明研究科学，实则意在愚官府耳目”，会员“则以心记之宗旨‘革命排满’四字为主”。 科学补习所与华兴会湖北支部二者实为一体。黄兴从上海回长沙路过武汉时，与科学补习所骨干约定“由湘省发难，湖北响应”^[12]P55,推定在长沙任教的曹亚伯担任两省联络员,并共同具体商定：派吕槐庭、康建唐赴施南府，何季达赴荆州宜昌联络会党，宋教仁赴长沙与黄兴联系；刘熙卿负责运动武高等学堂，欧阳瑞骅负责运动文普通学堂，刘静庵运动马队，张难先运动工程营，胡瑛、王汉到湖口，起运黄兴所买来的械弹，并密印30万“军用票”纸币，起事经费。^[12]P417-418还议决：得到长沙发难的消息，就由王汉刺张之洞，易本羲杀张彪，李胜美率工程营劫火药库，刘静庵督率前卫营为接应等等。此外，黄兴还“派陈天华、姚宏业游说江西防营统领廖铭缙，届时响应；周维桢、张荣楣接洽四川会党，与两湖会党合作；派杨毓麟、章士钊注重宁沪，策应一切。并荐熟悉军务的会党如刘月升、韩飞等数百人，陆续加人湘鄂赣军队”^[1]P23。这样，湖南周边各省均的联络，俟长沙枪声一响，各省即可立即响应起义，最后合力推翻清王朝。

　　七是筹资购置枪械。起义计划确定以后，为了运动会党、军队，购买枪械，黄兴卖掉三百石租谷的祖遗田产，刘揆一、龙璋、彭渊恂等变卖家产或借贷一部分经费，长沙南阳街经营图书仪器印刷业务的商人张斗枢也慷慨捐款万余元，合计筹款约五万元。华兴会利用这笔款项在上海秘密购置长枪五百杆、手枪二百支，以备起义时使用。

　　但是，这个宏大的起义计划，却因谋泄而流产。黄兴、刘揆一、宋教仁等华兴会负责人逃脱清军的搜捕避往上海，马福益则逃往广西。

　　三

　　华兴会谋划的长沙起义，虽因事泄而归于流产，但震惊两湖，波及国内外，被称之为“中国内地革命之先声”^[14]P48，对于全国反清武装起义的兴起乃至武昌起义的爆发、清政府的倒台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1.提出了组织反清武装起义的方略，为反清武装起义成功积累了宝贵经验。长沙起义虽然流产，但其所提出并实践的“直捣幽燕，驱除鞑虏”的最终目标、“雄据一省与各省纷起”的战略战术和会党、新军“联络一体”的斗争策略，却具有十分重要的创新意义，为革命党人开展反清起义斗争指明了方向。其后，黄兴等革命党人在总结长沙起义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对上述战略战术及斗争策略进行了完善。在依靠力量方面，对于会党，重点加强教育和改造。同盟会成立后，在筹划萍浏醴起义时, 黄兴对归国指导起义的刘道一面授机宜：“革命军发难，以军队与会党同时并举为上策，否则亦必会党发难，军队急为响应之”。同时还特别叮嘱刘道一多注意在政治上、思想上对会党进行指导和改造，“以民族主义、国民主义，多方指导为宜”。对于清军，则重点加强策反。黄兴指出，新军“多驻省会”，“兵精械良”，训练有素，纪律好，战斗力强，能够持久作战，而且“官佐皆学生出身，多有与吾辈通声气者，运动较为易易”；巡防营分驻各府县，“虽然难比肩新军，然官与兵多洪会中人，以洪会同志游说之，不难归顺”。 ^[1]P28在战略和策略方面，则坚持“雄据一省与各省纷起”，无论是以后的萍浏醴起义、还是黄花岗起义、武昌起义，都运用了这个策略。应当说，长沙起义探索了一条比较完整的反清武装起义的路子。此后的革命斗争实践证明，这条路子是适合当时中国国情，最后引导反清革命取得成功的根本途径。这无疑是长沙起义对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最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