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甲辰长沙起义

　　甲辰长沙起义是以黄兴为首的华兴会筹划的一次重要的反清武装起义。但由于它因事泄流产而未及发动，近百年来在史学界一直似未对其引起应有的重视，有关著作对此往往是一笔带过。笔者有感于此，不揣浅陋，特作此文，以就教于方家。

　　一

　　1903年5月，在日本留学的黄兴自认为军国民教育会的“运动员”，自东京回国，负责策动湖南、湖北和江苏一带的反清起义。途经上海时，黄兴应胡元倓之邀，到长沙明德学堂任教。

　　在明德学堂，黄兴很快就将一批反清志士团结在自己周围。同年11月4日，黄兴以过生日（29周岁）为名，约集宋教仁、刘揆一、章士钊、周震鳞、翁巩、秦毓鎏、柳聘农、柳继忠、彭渊恂、胡瑛、徐佛苏等人，在长沙保甲巷彭渊洵家举行秘密会议。会上，“大家一致认为非组织革命团体，积极进行排满革命，不能够挽救国家于危亡”^[1]P65，决定成立革命组织“华兴会”， 并根据黄兴的建议，确定以“驱除鞑虏，复兴中华” ^[2]P100为革命口号，推黄兴为会长，宋教仁、刘揆一为副会长。为了避免清政府的注意，大家决定华兴会对外采用“华兴公司”的名义，以半公开的形式出现，并规定公司的任务是“兴办矿业，集股一百万元，作为开矿资本”，实际是以“矿业”代“革命”，“入股”代“入会”，股票即是会员证。同时还提出“同心扑满，当面算清”的口号，隐含 “扑灭满清”之意。

　　为了达到“扑灭满清”的目的，在会上，作为会长的黄兴就反清武装起义的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本会皆实行革命之同志，自当讨论发难之地点与方法以何为适宜?一种为倾覆北京首都，建瓴以临海内，有如法国大革命发难于巴黎，英国大革命发难于伦敦。然英、法为市民革命，而非国民革命。市民生殖于本市，身受专制痛苦，奋臂可以集事，故能扼其吭而拊其背。若吾辈革命，既不能借北京偷安无识之市民得以扑灭虏廷，又非可与异族之禁卫军同谋合作，则是吾人发难，只宜采取雄据一省，与各省纷起之法。今就湘省而论，军学界革命思想，日见发达，市民亦潜濡默化，且同一排满宗旨之洪会党人久已蔓延固结，惟相顾而莫敢先发。正如炸药既实，待吾辈引火线而后燃。使能联络一体，审势度时，或由会党发难，或由军学界发难，互为声援，不难取湘省为根据地。然使湘省首义，他省无起而应之者，则是以一隅敌天下，仍难直捣幽燕，驱除鞑虏。故望诸同志对于本省、外省各界与有机缘者分途运动，俟有成效，再议发难与应援之策。”^[3]P4-5这段讲话集中地反映了以黄兴为首的华兴会组织发动武装起义的指导思想。

　　第一，武装起义的最终目标是“直捣幽燕，驱除鞑虏”。北京作为清王朝的首都，是皇帝和中央政府机构所在地，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又是清政府封建政治体系最重要的象征。只有在军事上夺取北京，以暴力推翻清王朝最大的一个政治、军事实体，才能确保革命任务的完成和资产阶级政治理想的实现。因此，“直捣幽燕，驱除鞑虏”，说明黄兴对武装起义的最终目标有一个清晰、正确的认识。

　　第二，武装起义的基本策略是“地方革命”。1903年6月9日，张继曾在《苏报》发表文章，鼓吹“中央革命” ^[3]P371-372。对于张继鼓吹的“中央革命”观点，黄兴并不赞同。他虽然注意到了欧洲资产阶级的革命方式，但同时又指出它不适合于中国的具体国情。他认为，英、法大革命均发难于首都，是因为它存在有相当革命觉悟的市民阶级这样一个革命的基本力量。而中国的情形则不同，首都的市民“偷安无识”，无法“奋臂可以集事”，加之在作为封建军事、政治力量的集中之地的北京，不仅驻有重兵，而且“又非可与异族之禁卫军同谋合作”，因而要走直接倾覆首都的“中央革命”的道路是不可能的，只有走“地方革命”的道路，才能逐步壮大革命力量，进而规复首都北京，推翻清政府的反动统治。

　　第三，武装起义的战略战术是“雄据一省与各省纷起”。黄兴在确定反清武装斗争实行 “地方革命”策略的同时，还提出了“雄据一省，与各省纷起”的战略战术思想。在他看来，一省起义的条件具备后，可及时率先发动，作为革命的策源地和根据地。但若一省首义后，“他省无起而应之者，则是以一隅敌天下，仍难直捣幽燕，驱除鞑虏”。这是因为单独一省发动，易被清政府调集其他地方的反动武装共同将革命之火扑灭。只有一省先发动，其他省份响应，就会牵制各地清军，使清政府顾此失彼，陷于混乱，这样就可能促使 “直捣幽燕，驱除鞑虏”目的的实现。

　　第四，武装起义的主要依靠力量是洪会党人和新军。黄兴主张，武装起义“或由会党发难，或由军学界发难”，但必须“使能联络一体”，“互为声援”。这反映了其将会党和新军作为武装起义的主要依靠力量的思想。黄兴的这一主张，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符合当时反清革命的实际的。这是因为：尽管会党成份极为复杂，但主体仍是由破产农民经过各种途径演变而来，与农民阶级保持着天然的血缘关系，本身就具有不满和反抗现实社会因素，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会党与革命党在反清这个大的目标上是一致的，因此，它无疑是一支革命党即可获得的现成的武装力量。至于新军，它虽然是清政府用以镇压人民反抗、维护其专制统治的暴力工具，但这些新军官兵多数是没有机会上新式学校的贫寒家庭的子弟，在失学又失业的情况下被迫投军的，是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的受害者，加之他们又有一定的文化知识，能读书看报，思想较敏锐，易于接受革命的宣传，具备成为潜在革命势力的可能性，从而为革命党人从事运动策反工作，争取他们由反革命武装变为革命武装创造了有利条件。华兴会是国内第一个民族民主革命团体，它一成立就把发动武装起义摆在突出位置，并提出了明确、完整的武装起义的指导思想和战略方针，这标志着中国反清武装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预示着革命高潮即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