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辛亥革命性质与历史评价问题的学术回顾

辛亥革命网 2014-10-30 09:30 来源:团结报 作者:崔志海 查看:

为了加深对辛亥革命历史地位和意义的认识,本文就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学界围绕辛亥革命性质和历史评价问题所做的学术探讨,做一扼要回顾。

  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它不仅宣告了清朝的灭亡,同时也标志着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在亚洲历史上创建了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不但打开了近代中国进步的闸门,而且也具有深远的世界意义。为了加深对辛亥革命历史地位和意义的认识,本文就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学界围绕辛亥革命性质和历史评价问题所做的学术探讨,做一扼要回顾。

  一、关于辛亥革命性质问题的讨论

  关于辛亥革命的性质,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主流观点比较一致认为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但同时又始终存在一些不同声音,认识也有一个不断深化过程。

  1、20世纪50、60年代

  在20世纪50、60年代,国内学界为说明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曾就辛亥时期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国资产阶级的形成问题分别做了较为充分的讨论。此外,当时有些学者还曾就辛亥革命的性质应该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过争论,但实则这两个概念并无什么本质区别。

  关于辛亥时期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当时大致有以下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国内阶级矛盾为主要矛盾;第二种意见认为民族矛盾,即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为主要矛盾;第三种意见认为中国人民大众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之间的矛盾为主要矛盾。以上三种意见,其实彼此并不矛盾,并无本质分歧。这种讨论,在今日已只具学术史意义。

  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时间和阶层划分问题,当时国内学者之间有以下不同观点:有的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形成于19世纪70年代,指出既然19世纪70年代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民族资本近代工业已经产生和存在,这就标志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已经产生和形成了,不能以阶级力量的大小作为判断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形成的标准。有的则强调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须以近代民族资本企业数量上达到的一定规模作为依据,认为只是到了19世纪末商办企业数量增长较多的时候,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方才形成。有的甚至据此认为即使在19世纪末,“独立的民族资产阶级还没有形成”,指出:“民族资本近代工业发生时期是旧社会的商人、地主、官僚通过新式企业的经营开始逐渐蜕变转化为民族资产阶级的时代。这蜕变转化的过程是复杂、曲折而缓慢的。到了19世纪末,这转化过程刚开始不久,距离它的完成还很远很远。”

  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分层,有的主张将其分为上、中、下三层:上层“一般拥有大机器工业或投资几个工业单位”,中层“一般具有较小规模的机器工业,营业还不到兴盛的阶段”,下层“一般为手工工场的小资本家,从企业设备和营业规模来说都远不如资产阶级上、中层”。有的主张根据民族资产阶级的来源,将其划分为上层和下层,或上层和中下层两个类别,指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两个来源:一个是从民间普通工商业者上升的,因条件困难,前进缓慢,成为资产阶级的下层,在表现新社会发展的趋向上比后一个较为强烈些;一个是从地主官僚和一部分商人转化的,因政治条件较好,资金较大,得较快的发展,成为资产阶级的上层或实力派,在表现新社会发展的趋向上比前一个更软弱些。”

  2、20世纪80年代

  20世纪80年代初,学界再次就辛亥革命性质问题展开比较集中的讨论。这次的讨论系由海外学者的质疑所引发。海外学者以20世纪初年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还不足以产生一场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革命,以及资产阶级并没有参加和领导革命等为理由,否认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或说辛亥革命是一场国内民族革命,或说辛亥革命是一场全民革命,或说辛亥革命是一场士绅或精英运动,或说辛亥革命是一场“假革命”、“伪装的革命”,等等。对此,国内学者坚持认为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并从学理和史实两方面做了论证。刘大年在198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赤门谈史录》一书中就为什么说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做了较为系统的、具有代表性的阐述,提出四条理由和根据:(1)辛亥革命发生时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已初步成长,资产阶级尽管很幼稚,但它已经成长为一支新兴的、成熟的力量,足以使自己扮演发动和领导一场革命的角色。(2)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已完全不同于农民战争领导人物,主要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最善于反映那个阶级和时代的要求。(3)革命的领导者提出了明确的资产阶级纲领,“他们以西方资产阶级的革命历史和革命学说为依据,反对清王朝的专制统治;照搬西方资产阶级的革命口号,以号召群众。他们的纲领、口号充分反映了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的要求和利益。”(4)在辛亥革命中资产阶级的领导与农民群众反封建斗争相结合,并由农民充当革命主力军,这是世界上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通例。

  章开沅在与台湾学者张玉法的辩论中,除了阐述与刘大年相近的观点之外,还特别将辛亥革命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进行比较,认为辛亥革命时期中国不但确实形成了一个作为新兴集团的民族资产阶级,而且当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比英、法、美、德等国的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还要好一些。

  与此同时,国内学者还进一步加强了对辛亥时期资产阶级的研究,1983和1988年先后两次专门举办“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学术讨论会,并出版论文集。在中国资产阶级何时形成问题上,国内学者虽然仍有不同意见,但更多倾向于中国资产阶级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民族资产阶级阶层划分问题上,虽然一部分学者继续坚持60年代的观点,仍然以占有生产资料的多少和政治态度的不同作为标准,将民族资产阶级分为上层和中下层,并认为上层在政治上多偏向改良,反对革命,中层政治上同情革命,但同时具有较大的妥协性,下层在政治上最倾向革命。但这一时期学界的主流观点并不赞同此说,指出事实上辛亥时期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和中下层的区分并不分明,很难划分;即使存在这种阶层的划分,也与他们的政治立场没有必然的联系,经济地位并不是决定资本家政治立场的唯一因素,事实上上层支持和参加革命者颇不乏人,中下层反对革命者也非鲜见,那种将资产阶级不同阶层作为划分政治立场的唯一决定因素的思维方式,只是一种简单化的公式,并不符合历史实际情况。有些学者还通过进一步研究,认为辛亥时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实际上与其构成有着密切关系,更多反映了商业资产阶级特点。可以说,这一时期国内学者对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较诸50、60年代有了重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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