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与孙中山晚年思想演变(2)

辛亥革命网 2017-07-14 09:36 来源:《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作者:严兴文 查看:

孙中山晚年在选择如何统一中国问题上,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促使孙中山这一伟大思想转变的内在因素是什么?

  离开广州回到上海后,孙中山走投无路,陷于一种绝望的境地,应该走什么道路,下一步该怎么办,他还未找到答案。在此期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和1919年我国爆发的五四运动,给他极大的激励和启发,他看到了爱国青年“以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准备”的潮流,看到了“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注:《孙中山全集》第五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09-210页。)。尽管孙中山的总结和探求为他后来的深刻变化提供了思想基础,但当时他在实践上仍未摆脱原有思想牢笼,还没有明确依靠群众思想,依然一如继往地崇尚精英主义,这从他在1919年10月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可以看出:虽然恢复了三民主义的政纲,但缺乏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也缺乏使政府和群众相结合的组织路线,同以前的同盟会组织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即使到1921年7 月中共成立后,由于中共一切活动均在秘密中进行,孙中山不可能得知其中情况,也无意与共产国际和苏俄结合。1921年12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千里迢迢来桂林谒见孙中山时,孙中山虽然对马林提出的建议——组织一个能够联合各个进步阶级和阶层的政党以及建立真正的革命武装的建议赞叹不止,但当马林说明共产国际意图,欲与中国国民党结盟时,孙中山环顾默默不语的部下而推却说:“顾革命之主义,各国不同,甲能行者,乙或杆格而不通。故共产主义在苏俄行之而在中国则断乎不能。况吾师次桂林,志在北伐,……今仅能与苏俄作道义之联络,一俟义师北举,直捣幽燕,再谋具体合作,未为晚也”(注:《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48页。)。由此可推, 在陈炯明叛变前,孙中山对共产国际、苏俄和中国共产党还缺少了解,他依然只图依靠军阀进行北伐。

  事实上,孙中山第一次北伐失败后仍然念念不忘北伐。与前不同的是,他认识到过去依靠客系军阀的错误,转而扶持自己的老部下——陈炯明的粤军。他把自己的一点军事资本投入粤军,以为陈炯明是同盟会员,是自己的老部下,可以信赖。1920年9月, 粤军从闽南打回广东后,孙中山重回广州,并于1921年5月宣布就任非常大总统, 成立正式政府。7月,对桂系军阀正式下达讨伐令,仅仅用了两个月, 就完成了西征广西任务,攻占了桂系军阀的最后据点龙州。两广的统一,北伐即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孙中山在欢迎凯旋的讨桂将领时说,“夫统一中国,非出兵北伐不为功。……总之北伐之举,吾等不得不行。且处偏安,止能苟且图存,而非久长安治,能出兵则可统一中国,现两粤人民虽得自由幸福之乐,然我国尚有多数同胞在水深火热之中也。”(注:《孙中山全集》第五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89页。 )表明了他击败旧桂系后进行北伐的坚定信心和决心。同年10月中旬,孙中山出巡广西,准备北伐事宜,组织大本营随行,北伐军三万人也于同日开拔。他在南宁同率部驻防的陈炯明讨论了有关北伐的问题,反复阐明这次军事行动的意义,要求陈炯明抽调粤军四十营参加,由广东承担供应饷械的任务。但热衷于联省自治割据的陈炯明却阳奉阴违,暗中与直系军阀秘密勾搭。孙中山不为所阻,于1922年2月颁布命令,命令李烈钧率滇、黔、 赣军为第一路,兼攻赣南和鄂东,许崇智率本部粤军为第二路,协同湘军直指武汉。前锋部队于是月中旬进入湖南。拉开了第二次北伐的序幕。然而,北伐事业遭到阻碍,湘督赵恒锡反复无常,假借民意拒绝北伐军过境,陈炯明从暗中阻挠发展到公开的干扰破坏。积极参加北伐的粤军第一师师长邓铿被陈炯明部下刺杀,成为形势急剧恶化的征兆。孙中山被迫变更原定的方案,决定率师返粤,绕道三水,设大本营于韶关,出师江西。5月上旬,北伐军分三路进攻赣州。与此同时, 孙中山解除了陈炯明的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和内务部部长的职务,着其专任陆军部长,并反复劝导这个新军阀改变态度。陈炯明辞职退居惠州,暗中指使部属叶举率军入据广州。为了扭转恶化的局势,孙中山于6月1日返回广州。6月16日陈炯明部发动叛乱,突然包围和炮击总统府, 阴谋杀害孙中山。由于双方实力悬殊,孙中山只得在兵变前一刻变装出走。孙中山在避登泊于省河的军舰后,立即发出讨伐陈炯明的号召,急令北伐军迅速回师平叛。同时,亲率舰队轰击叛军,在极力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战斗近两个月之久,终因北伐军在韶关一带作战失利,无法回师讨伐陈炯明。孙中山不得不于8月上旬离穗赴沪,第二次北伐以惨痛失败而告终。

  三

  陈炯明的叛变,是孙中山一生中所遭到的最惨重的失败。他深为感叹地说:“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死入生,失败之数不可偻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注:《孙中山全集》第六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55页。)陈炯明这个“愿为国驰驱, 故以军事全权付托”的“可资依靠”的“革命将领”竟“甘心作乱,纵兵殃民”,甚至要置他自己于死地,“患生于肘腋,干戈起于肺腑”(注:《孙中山全集》第六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49页。), 进攻总统府的叛军也几乎全部参加过国民党的,作为国民党的总理怎能不心碎肠断,思绪万千?

  孙中山回到上海后痛定思痛,不断反省过去的失误,总结失败的教训。他深刻认识到,对陈炯明不但“任用非人”,而且对他早已蜕化为封建军阀的本质,迟迟未能识穿。乃至他谋反之前,虽然已劣迹昭彰,怨声四起,仍把他看成是与“我党提携合作多年”的同志,“毫不怀疑他有异志”(注:《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页。 )。从中悟出绝不能依靠一派军阀打倒另一军阀、培养新军阀打倒旧军阀的真谛;还认识到,国民党的现状已不能适应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他当时不止一次深有感触地对宋庆龄说:国民党内部的重重矛盾,使国民党已不能有效地进行革命,国民党不真心想在中国进行彻底的社会改革的党员实在太多了。陈炯明的叛乱,促使孙中山决心对国民党进行彻底的改造。他后来在谈到这种改造的必要性时曾沉痛地说:“吾党本其三民主义而奋斗者历有年所!”“顾其所以久而不能成功者”,则是“组织未备,训练未周”,“意志不明,运用不灵”(注:《孙中山全集》第八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0页。),既缺乏明确的纲领,复陷于瘫痪状态,许多党员或腐化堕落,或斗志消沉,犹如“一个就要死的人”(注:《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62页。), 无法有效地进行革命,因而必须进行改造。那么,以什么方式进行改造?是走学习西方的老路,还是走“以俄为师”的新道,这是摆在孙中山面前急待抉择的问题。

  孙中山在革命的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对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抱着幻想,以为它们会同情和援助中国革命,他“曾经无数次地向资本主义国家呼吁过援助,结果一切落空,反遭到无情的打击”(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363—1364页。)。从他就任临时大总统到广东两次护法政府的建立,都得不到西方帝国主义的承认。这无数痛苦的回忆,使他对重走老路产生了怀疑。正在此时,苏俄向他伸出真诚的援助之手,使他认识到,要想革命成功,非走“以俄为师”的革命道路不可。他斩钉截铁地说:“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功。”(注:《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 145页。)“俄国革命成功……为中国树立了一国如何摆脱外国侵略与不公正枷锁的榜样”(注:《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 463页。)。因而勇敢地走上了联俄的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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