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辛亥国魂之陶铸（一）

　　研究辛亥革命时期的进步社会思潮，有必要对二十世纪初年先进的中国人所提出的国魂问题作一番考察。
　　我所见到的当时比较集中地论述这个问题的文章有两篇。一是《国魂篇》，连续刊载于《浙江潮》杂志（1903年）第1、3、7期（癸卯正月至七月），包括“国魂之定义”、“论铸国魂之法”、“中国之国魂安在乎！祖国主义！”、“道德问题”诸节，但可惜未能终篇。另一是《国民新灵魂》，刊载于癸卯八月。作者署名壮游，文中自称金一，可知即吴江著名革命文学家金天翻，也就是宫崎滔天《三十三年落花梦》最早的中译者之一。他的热情奔放的诗文，曾在当时广大爱国知识分子中间引起强烈共鸣。

 
　　两篇文章都把灵魂一词与封建迷信的鬼神之说区别开来。作者所说的魂，实际上就是民族精神，而且是积极进取的民族精神。前者阐明国魂的定义说：“一民族而能立国于世界，则必有一物焉，本之于特性，养之以历史，鼓之舞之以英雄，播之于种种社会。扶其无上之魔力，内之足以统一群力，外之足以吸入文明与异族抗，其力之膨胀也，乃能转旋世界而鼓铸之；而不然者，则其族必亡。兹物也，吾无以名之，名之曰国魂。”后者的解释则更为具体：“是故特殊之灵魂足以代表一群，多数之灵魂足以代表一国，有华美高尚樱花之魂，而日本以之名其国也；有凌厉鸷鹜荒鹫之魂，而俄罗斯以之名其国也；有高掌远□神奇变化猛狮之魂，而英吉利以之名其国也。夫国而无魂，乃以陈死之人而充国民之数矣，可乎哉？”
　　二十世纪初年，在海内外进步报刊上，充塞着诸如此类的悲怆呼唤：“中国之国魂安在乎？”“吾中国国民之魂安在乎？”“国魂乎！盍归来乎！”这决不是一般文人骚客无病之呻吟，而是仁人志士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的奔走呼号，于慷慨悲歌声中孕育着一个伟大的古老民族的觉醒。

（一）
　　把国家和民族人格化，用灵魂比喻国家和民族的精神，以招魂寄托绻恋和复兴宗国的情思，这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古老的传统。远在两千多年以前，《楚辞》“招魂”篇已经发出“魂兮归来，反故居些”的千古绝唱：“国殇”篇的“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也成为世代流传的感人佳句。其后，庾信《哀江南赋》所吟咏的“魂分归来哀江南”，也每每在民族危难之际激动着历代爱国人士的心潮。所以，《国民新灵魂》的作者自称：“学湘累大夫(屈原赴湘死，故曰湘累。)之吟，招之使复。升屋以呼，焚符以降，曰：中国魂兮归来乎！”南社诗人则悲歌：“国魂乎！盍归来乎！抑竟与唐虞姬姒之版图以长逝，听其不复返乎？”（《南社启》）　还有发表在《江苏》杂志创刊号上的《哀江南》的慷慨陈词：“举目河山，苍凉落日，对此粉碎寸裂之余，谁不起洛水伊戎之痛哉！”这些都表明，二十世纪初年国魂问题的提出，是继承了我国历史上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
　　但是，岁月流逝，时过境迁。辛亥革命时期的国魂讴歌，决不是古老“招魂”篇的低沉回音。它已经突破宗庙社稷之思的陈旧格局，注入了新的时代的和阶级的内容，换言之，所谓国魂，已经成为近代国民精神的同义词。
　　早在戊戌维新时期，中国的先进人士已经根据西方近代社会学观点，倡言“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乃是变法图强的根本。他们呼吁不仅要改善民族的身体素质，而且要改善民族的精神素质，用近代科学技术和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道德观念来武装民族成员的头脑。对于这个问题，谭嗣同在《仁学界说》中阐明得最为精要。他认为灵魂是“智慧之属也”，即属于高级精神范畴，并且提出“通则必尊灵魂”的重要命题。“通”包括四义，即“中外通”、“上下通”、“男女内外通”、“人我通”，而“通之象为平等”。这就是要求冲决一切妨碍中外、上下、男女、内外、人我之间平等交往的封建网罗，说到底，也就是要从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下求得个性解放，树立以“自由、平等、博爱”相标榜的资产阶级国民精神。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资产阶级改良派继续探索这个重要课题。1901年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表的《过渡时代论》一文，其中有“过渡时代之人物与其必要之德性”一节，强调冒险、忍耐、别择（明辨方向）三性，并且主张“过渡时代之人物，当以军人之魄，佐以政治家之魂。”1902年梁氏又以“中国之新民”笔名，在《新民丛报》发表《新民说》一文，再次提出改善民德、民智、民力之急不可缓，并且从公德、权利思想、自由、进步诸方面具体论证了新的国民精神。梁氏认为：“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斯实民族主义之根柢源泉也。”需要保持这种固有的“特质”，并且不断加以淬厉、濯拭、锻炼、培浚，以求岁岁有新芽之茁，息息有新泉之涌。同时，还需要“采补所本无以新我民之道”，即“博考各国民族所以自立之道，汇择其长者而取之，以补我之所未及。”只有把“因材而笃”与“变化气质”两条途径结合起来，才能培育出自立于二十世纪的一代新的国民。
　　改良派这些议论，曾经起过开拓风气的启蒙作用，但终究受到君主立宪主义政治方案的局限。正如革命派所批评的那样，“新民说”把国家衰亡归罪于国民而不归罪于政府，这是倒果为因。因为，在腐败政府和不肖官吏的统治下，决不容许“民间有所改革，有所兴起”。“故自理论上言，则有新民固何患无新政府；而自事实上言，则必有新政府而后可得新民也。”(飞生：《近时二大学说之评论》，《浙江潮》第8、9期连载。)“新民说”无非是一纸空洞的议论而已。
　　二十世纪初年，资产阶级革命派鼓吹的国魂说，继承了改良派倡导的近代国民精神，而又使之与共和国方案及革命手段结合起来，这就进入了一个更高的思想境界。
　　譬如，梁启超的《新民说》虽然提倡自由，认为“自由者，奴隶之对待也”；要求得真自由，必须自除“心中之奴隶”。但是他却不敢把自由与推翻清朝暴虐统治联系起来，反而劝人们学习曾国藩的克己自胜，这就把自由引向内省式的修身养性，模糊了它的战斗目标。革命派的旗帜要鲜明得多，早在1901年发表于《国民报》的《说国民》一文，即已公开把自由同反帝反封建以至夺取政权联系起来。他们毫不含糊地说：“何谓自由？曰：粗言之，则不受压制即谓之自由焉耳。压制之道不外二端：一曰君权之压制，一曰外权之压制。脱君权之压制而一旦自由者，法国是也；脱外权之压制而一旦自由者，美国是也。故凡受君权之压制而不能为法国人之所为者，非国民也；凡受外国之压制而不能为美国人之所为者，非国民也。”而且他们还认为，摆脱君权、外权的压制，只能算是“自由之形体”；必须摆脱“数千年来牢不可破之风俗、思想、教化、学术之压制”，才算真正实现“自由之精神”。

　　又如，革命派鼓吹的国魂，包括冒险魂（山海魂）、宗教魂（魔鬼魂）、武士魂（军人魂）、游侠魂、平民魂（社会魂）等等，显然与改良派所说的“民德”，特别是梁启超着力宣传的冒险性、忍耐性、别择性等等，具有思想上的渊源或共鸣关系。但梁启超所侧重考虑的，是“破坏而不危险”、“自由而不乱暴”，“独立而不轧轹”(《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清议报全编》第1册。)，极力束缚民众的手脚。革命派则不然，他们鼓吹国魂的目的，是在于“而后可以革命，可以流血，可以破坏，可以建设，可以殖民，可以共产，可以结党，可以暗杀恐怖，可以光复汉土驱除异族，生则立□于世界，死则含笑以见我神圣祖宗黄帝于地下，告厥成功焉。”（《国民新灵魂》）当然，梁启超所论析的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之义，包括独立与合群、自由与制裁、自信与虚心、利己与爱他、破坏与成立，其中也具有若干合理因素：而革命派对国魂的解释，则难免夹杂着一些青年学生的狂热和不切实际之处。但从总体上来看，毕竟是革命派的国魂说蕴含着极为昂扬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战斗精神，
　　“今索诸中国，为精神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刚健善美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鲁迅：《摩罗诗力说》）有的，而且为数不少，新的世纪瞩望于中国革命民主派，他们宣传的国魂就是二十世纪初年的时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