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辛亥国魂之陶铸（二）

（二）
　　国魂问题的提出决不是偶然的，它是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相激化的产物，是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迫切需要，是中华民族获得新的觉醒的标志之一。
　　革命不仅需要刀剑，而且更需要精神，御侮不仅需要枪炮，而且更需要国魂。
　　革命派认为，在封建专制主义长期暴虐统治下，特别是腐败透顶的清朝政府的残酷奴役下，作为立国精神的可贵国魂已经消磨殆尽，而弥漫于中国大地的则是种种愚昧怯弱的旧灵魂。“梦餍于官，词呓于财，病缠于烟，魔着于色，寒噤于鬼，热狂于博，涕縻于游，□作于战，种种灵魂，不可思议。而于是国力骤缩，民气不扬，投间抵罅，外族入之，铁鞭一击，无敢抗者，乃为奴隶魂，为仆妾魂，为囚虏魂，为倡优魂，为饿殍待毙一息之魂，为犬马豢养摇尾乞食之魂。而籀其府，而徘徊其都市，则商黯其色，工悴其容，农喘其息，士淹其气。悲风吹来，四山落叶，晚景袭人，灯烛无光，暮气入床，沈冥石室，乃魂之房。耗矣哀哉！中国魂，中国魂！”（《国民新灵魂》）在这样落后困顿的情况下，如果不洗刷旧思想，不灌输新精神，祖国是很难有复苏振兴之望的。革命派因此以陶冶融铸新的国魂为己任，他们豪迈地宣言：“于是上九天下九渊，旁求泰东西国民之粹，囊之以归，化分吾旧质，而更铸吾新质。吾使孔子司炉，墨子司炭，老子司机，风后力牧执大革，运气以鼓之，而黄帝视其成。彩烟直上，纠蟠空际，天花下降，白鹤飞来。而国民乃昭然其苏，呆然其如隔世，一跃而起，率黄旗以与他种战。国旗翻翻，黄龙起舞，石破天惊，云垂海立，则新灵魂出而中国强矣。”（《国民新灵魂》）

     值得注意的是，召唤国魂的呼声，是与反映新兴资产阶级意愿的政治议论相应和的。早在1903年初，《新世界学报》第9期刊登《中国商界》一文，已经明确指出：“民者，国之元也；财者，民之所由生也；而商者，又财之所由出也。”作者认为，中国商务不振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商人缺乏自立精神。为了适应商战激烈的时代，必须提倡勇于竞争的进取精神。在1905年遍及全国的抵制美货运动中，人们也是把“鼓民气”、“结民力”与振兴商业紧密结合起来(见《时报》1905年7月8日。)。次年，苏州资产阶级追慕“尚武好侠，三吴古风”，愤于今日“柔懦不武，屡衄于外”，发起苏商体育会。他们呼吁同胞“淬厉精神”，“孔武有德”(《苏商体育会举行首次开幕仪式时之演词》，《清苏州商会档》，原件藏苏州市档案馆。)，并且极力提倡爱国心和公德心。甚至连上海水木工业公所，也发出了类似的呼声：“团体者，自强之妙用也。……精神何在？在捍御外侮，而爱护其同类；命脉何在？在联合心志，而切□其智识才能。”(上海博物馆编选《上海碑刻资料选辑》（1980年版）第108号碑文。)这说明，资产阶级人们在极力发展自身经济、政治利益的时候，也认识到精神武器的作用。可以看出，在二十世纪初年的国魂召唤中，明显地打上了这个阶级的烙印。

 
　　资产阶级革命派鼓吹的国魂，内容甚为庞杂，解释也颇不一致，大体上有以下几种。
　　一曰山海魂，或称冒险魂。提倡勇于探索、不畏险阻、一往直前的进取精神，学习张骞、班超通西域、玄奘入印度、郑和下西洋、郑成功收复台湾、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麦哲伦倡导环球航行……。“夫气登云梦，口吸西江，指现须弥，胸蟠五岳，山海魂之谓也。吾欲以此铸我国民之魂，发挥而光大之。”（《国民新灵魂》）　
　　二曰军人魂，或称武士魂。提倡军国民精神，严守纪律，强毅坚壮，同仇敌忾，学习赵武灵王胡服骑身，穆罕默德鼓吹战死登天堂。“处帝国主义之世界，其国家必以军人之精神组织之，进则齐进，退则齐退，盖非是不足以立于大地也。”（《国魂篇》）这种看法与当时到处宣传的军国民教育是一致的。
　　三曰游侠魂。提倡重然诺，轻生死，急国难，卫国权，反对儒者空言、柔懦、因循、自私等痼疾。“共和主义、革命主义、流血主义、暗杀主义，非有游侠主义不能担负之。吾欲以此铸吾国民之魂，吾先溲儒冠、裂儒服以为国民倡，国民其从我游哉！”（《国民新灵魂》）
　　四曰宗教魂。提倡忠于信仰，牺牲一身以为众生，忍苦耐劳以排万难。
　　五曰魔鬼魂。提倡秘密运动，严守机密，使革命潜势力遍布于中国。
　　六曰平民魂，或称社会魂。提倡自由、平等，革命必须注重平民。“美之独立，法之革命，英之改革，十九世纪演种种活剧，皆是魂之产出物也。”（《国魂篇》）
　　而所有这些新魂（国民精神），都与“爱国心”紧密联系在一起。革命派认为：“夫未有国民不自爱其国，而国乃能存者也，夫未有国民脑质中无一点国魂在，而爱国心能发达者也。呜呼！璀璨哉！庄严哉！吾若闻爱国者之言，其言曰：‘吾不自知其何从，吾不自知其何从。惟吾祖国能使我歌，能使我悲，能使我泣。吾不知彼何以具此一种魔力，能移我若是之甚也。吾游矣，吾思吾国，吾足不知其何为而自止。吾望矣，吾思吾国，吾目不知其何为而无所见。……使非其脑质中有一点国魂在，以煽之鼓动之，而何以至此，何以至此！”（《国魂篇》）所以，当年有些人干脆就把种种新的国魂统称之为爱国主义或祖国主义。他们解释说：“祖国主义者何？根于既往之感情，发于将来之希望，而昭之于民族的自觉心。”（《国魂篇》）这种见解，已经接近于十三年以后，列宁在《皮梯利姆·索罗金的宝贵自传》一文中，对爱国主义所作的简括说明：“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列宁全集》第28卷，中文版，第168—169页。)
　　各个时代各个阶级的爱国主义，都有自己特定的社会实质。二十世纪初年，在进步报刊上腾跃一时的国魂、爱国主义、祖国主义，都属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历史范畴，而与中世纪及其以前时代的爱国思想有别，最重要的一点，是它已经明确提出近代风貌的“民族建国问题”。当年的爱国志士自问自答：“民族建国问题者何？曰：凡同种之人务独立自治，联合统一以组织一完全之国家是也。其在德意志，其在伊大利，则所谓祖国主义是也。若曰：日耳曼，吾祖国也，吾誓守之；罗马，吾祖国也，吾誓守之。其在俄罗斯则所谓斯拉扶司统一主义，其在美所谓美人之美洲，其在日所谓大和民族万世一系。凡兹诸说，其始不过一二人言之，一二人信之。而其究竟也，乃为其爱国心之源泉，自尊之种子，统一之原动力。虽刀刃迫于身，弹丸迫于目，而彼脑质中终有一‘誓死以守祖国’之灵魂在。”读者不难看出，以后同盟会发布的军政府宣言，所谓“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敢有为石敬塘、吴三桂之所为者，天下共击之！”与此显然是出于同一思想源流。说到底，“民族建国”就是夺取国内市场，就是建立最能满足发展资本主义的各项要求的民族国家。革命派要求融铸的各种新魂，归根到底是为这个目标服务的。
　　正如《二十世纪之支那》发刊词所说的那样：“吾人将以正确可行之论，输入国民之脑，使其有独立自强之性，而一去其旧染之污，与世界最文明之国民有同一程度，因得以建设新国家，使我二十世纪之支那，进而为世界第一强国。是则吾人之主义，”可以大书而特书曰：“爱国主义！”当年千千万万仁人志士，高举爱国主义旗帜，为陶铸新的国魂而倾注全部心力，甚至奉献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