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先生与辛亥革命史研究（三）

　　章先生在呼吁加强对辛亥革命时期社会环境的研究时，强调要对近代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与阶级结构进行系统而又深入的具体研究，这种研究既是辛亥革命史研究深入发展的需要，也是回答海外一些学者低估或完全否定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挑战的需要。由于1982 年4月章先生曾在美国芝加哥举行的北美亚洲学会第34届年会上与台湾学者同堂讨论过辛亥革命性质问题，旋又在《近代史研究》上发表《就辛亥革命性质问题答台北学者》的长篇论文，他对这一问题的论述就尤其引人注目了。本来，中国大陆学者对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的认识已基本趋于一致；然而在海外一部分学者中却存在着对这个问题的不同观点，他们认为20世纪初年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还不足以产生一次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革命，台北学者则直认辛亥革命是一场“全民革命”。章先生没有用简单的批判方式回答这些挑战，而是从当时中国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的发展程度和用于探究辛亥革命性质问题的方法论两个方面，论证了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性质。他在《辛亥革命与江浙资产阶级》一文中，实践他关于突破行政区划，作范围较大的区域研究的设想，以江浙地区为研究范围，考察了辛亥革命时期那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和当地资产阶级所具有的经济实力，指出长沙决不是西方一些学者所说的江浙资产阶级势力和影响的边缘，它的势力已扩展到全国众多地区，影响也波及全国大部。而商会势力则逐步控制了一些大中城市的市政机构，它从20世纪初年即开始以比较独立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在《答台北学者》一文中又从全国范围综合估计了20世纪初年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程度问题。这两篇文章以大量的史料说明，在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确有一个资产阶级存在着，活动着，尽管幼弱，经济实力不够强大，且有各种弱点，但已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阶级力量，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已经足以为革命运动提供起码的物质基础，它的发展程度已经足以从根本上决定辛亥革命运动的性质和走向。从这些论述中，我们看到了社会环境的研究可以深化对社会运动及其经济动因的认识。

　　前已述及，章先生提出不仅要把辛亥革命放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史长河中，而且要放在世界各国资产阶级革命总范畴中，作切实深入的研究与相应的理论探索。在谈到改进研究中国资产阶级方法的时候，他也提倡把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放在世界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发展历史的总体中来加以探讨，才能更为具体和确切地说明哪些是它的共性，哪些是它的个性，从而防止用某个模式束缚了我们的思路。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这不仅表现在他提倡并主持了中外早期现代化的比较研究，以探讨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地位、作用与利弊得失，而且还表现在他对辛亥革命史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研究时，常常立足本土，放眼世界，分析辛亥革命与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联系或异同，以探究它的特点和规律。

　　例如，在论述“排满”与民族运动问题时，他将中国的民族运动与世界各国的民族运动进行比较，认为近代中国的民族运动，既不同于“近代民族的形成过程与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的过程相一致”的西欧类型，也不同于“在某个先进的民族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以后又产生了国内若干‘被排挤民族’起而反抗统治民族”的东欧类型，它的一大特点就是始终与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紧密联系着，使其带有民族解放运动的性质。同时又指出，它的趋势与世界上一切民族运动的趋势（趋向）又是一致的，即“建立最能满足现代资本主义这些要求的民族国家”。只有从中国近代民族运动与世界各国的民族运动既同又不同的这种状况出发来理解“排满”口号，才能对这一口号做出合理的解释：“排满”，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走狗清政府，就是扫除民族资本主义前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就是为了建立“民族国家”。因此他不同意把“排满”口号指责为模糊了反帝的斗争目标，也不同意过于强调“排满”模糊了阶级界限，主张对属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范畴的“排满”口号的积极进步作用给以充分肯定〔7〕。

　　社会环境就是国情，“世界资产阶级革命的总范畴”或“世界历史性的总体”就是世情。章先生提倡加强对社会环境的研究和把中国历史放到世界历史的总体中加以考察，就是提倡国情研究和世情研究。他这种思路的形成，固然首先是理论层面上的思考和对以往研究状况反思的结果，而辛亥时期先进人们的心路历程对他也有某种程度的启发，他在对“世情”和“国情”的理解中甚至借用了孙中山的语言（“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称世情即是世界潮流，国情即是国内人群的需要，他还谈到孙中山提出要铲除中国的“三种陈土”也给他很大的启发。
　　他把这一思路反过来又用于辛亥思潮与辛亥人物的研究中。80年代，他撰写了一系列关于辛亥革命时期社会思潮的文章，对当时社会思潮的社会背景、兴起原因、主要内容、基本特征以及对革命的影响等都作了精辟的论述。他把“对世情与国情的再认识”视为辛亥革命时期社会思潮的一个基本特点，深刻揭示了20世纪初年先进知识分子爱国爱乡的情怀、铸造国魂的气概、救亡图存的雄心、改造祖国的壮志所由产生的思想基础。

　　章先生还写作了《孙中山与中国国情》、《孙中山与世情》等文章，追踪孙中山认识国情、世情的曲折过程，寻找理解他的事业和思想的基本线索。孙中山对中国传统文化为什么会从离异走向回归，他为什么会提出著名的三民主义纲领而晚年又对它作了重大发展，他为什么会对自己的政治主张进行不断的改进，他为什么会在外交路线上从向西方学习并寻求其援助转变为与苏俄合作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为什么他的思想观念中许多合理的积极的因素与某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某些局限性同时并存，凡此种种问题都可从他对国情与世情的认识的不断深化，但又始终未能完成对国情与世情的科学认识中找到答案。孙中山将对国情与世情的认识运用于革命和建设方略的制定，并为实施这些方略奋斗了一生。章先生从孙中山的这种政治生涯中总结出一条宝贵的历史经验，“即无论革命与建设都不能拘泥于一成不变的既有的外国模式，而必须根据国情实际不断修正和发展自己的政治方案，这样才有取得成功的希望。”〔8〕这条经验对于当前我国现代化事业颇有借鉴意义。章先生在国情、世情研究上为我们作出了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