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为何要任命主张满蒙独立的日
辛亥革命网 2010-01-13 00:00 来源：凤凰网读书频道 作者：杨奎松 查看：
如何理解孙中山当年的这些做法呢？俞辛焞教授强调要注意到孙中山之对日有策略上的考虑和态度上的变化，反对从“思想认识论”的方法出发，把历史人物的言论行动与其思想认识的水平简单地等同起来，但是他却并没有真正跳出他所批评的这个“思想认识论”的框框。说“孙中山对日本侵华有一贯明确的认识”，进而推断说孙出让满洲权益之类的言行是基于“革命的短期利益”而采取的一种“暂时牺牲部分国家权益”的策略手段，也就是把用人物言行来推断人物思想的方法倒过来，用人物思想来倒推人物言行的动机罢了。[4]何况，俞教授关于“孙中山对日本侵华有一贯明确的认识”这一判断，说起来其实也只是根据孙中山的一些只言片语所推断的孙中山的思想认识而已，其未必比李吉奎教授等人从孙出让满洲权益的言行，所得出的孙民族意识淡薄和对日侵略本质认识不清之类的推断更加有力。
当然，说“孙中山对日本侵华有一贯明确的认识”，对不对呢？至少也不能说错，因为俞教授确实找到了一些李吉奎教授等不大注意的孙中山对日求援期间批评或警惕日本的片断言论。但俞教授和其他许多为孙中山辩护的学者忘记了一点，即“孙中山对日本侵华有一贯明确的认识”，却并不等于孙中山对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有一贯明确的概念。
研究历史，最要紧的方法，是要把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放到它们当时所在的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当中去。孙中山所处的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正是中国刚刚开始接受西方民族国家的观念，准备重塑中华国家的那个对主权和领土概念正在熟悉和形成过程中的十分混乱的过渡时期。同其他中国的志士仁人一样，孙中山最初不可能有一以贯之的明确的主权和领土概念，是可想而知的。更何况，孙中山最初成长的中国，还是一个典型的专制帝国，国家及其权利，从来都是少数人之私，或予或夺，任由其便。正如慈禧辛丑年对列强之作为，爱国也好，卖国也好，在其眼中，都与国人无关。
如果要拿我们今人的观点来看当年的孙中山，李吉奎教授所说孙中山最初革命时“民族意识是淡薄的”，自然是有道理的。回避或者隐瞒孙中山当年不那么“爱国”的事实，实在大可不必。对历史上的问题，关键在于理解。此即所谓不为古人讳，但为古人解，这是我们做历史研究的一条原则。关于这一点，陈寅恪先生有过一段很精辟的话可以记在这里。他说：今人研究历史，首先要能“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同情”。在这里，“同情”两个字或许容易给人以太强的感情色彩，因此我更愿意用“理解”一词来对其稍加限制。即对历史上的人或事，应在理解的基础上表一种同情。用这样的观点来看孙中山当年对日本的态度，我们应当能够发现，这种理解的同情态度也许比什么都重要。因为众多学者之所以极力为孙中山辩诬，不承认孙中山曾经不那么“爱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是在用今人的观念来要求古人。他们以为，既然孙中山最早高举起“民族主义”的大旗，提到了列强瓜分的危险，他自然也就是最爱国的。问题是，在当时的孙中山看来，无论是暂时出让满洲权益，还是引入日本顾问，借助于日本援助，与爱国并不矛盾。因为，孙中山当时内心里想要去爱的那个国，既不是满清统治的大清国，也不是袁世凯后来闹帝制丑闻的那个假民国。
习惯于把国家看成一家一姓，或一党一派的私物，相信这个国是你的，那个国是我的，牺牲你的国，不等于牺牲我的国，在近代民族主义生长过程中绝难避免。专制皇帝如此，革命者也莫不如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近代任何民族国家的形成，都需要经历相当的过程。不仅要经历一个大多数人经过民族主义思想启蒙，逐渐认同自己的特定国民身份，进而自愿履行其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义务的情感归属过程；而且还要经历一个对现代意义上自己国家主权和领土范围的认识和界定的过程。想当然地把我们今天对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理解与当年孙中山的理解混为一谈，只能是对历史的不求甚解，是不了解我们今天所谈论的“民族意识”，并非与我们这个民族与生俱来，而是要经过许多年的生长和发展才可能成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