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中的国家认同观念(2)

　　孙中山还主张消除国内各族间的名称与界限，认同于融合各族的中华民族。孙中山的这一思想有一个逐步形成和明确的过程，即将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一体化发展，过渡到超血缘、种族而以国家为范围的民族多元一体化，也即将民族认同与新的共和国家认同相结合。在建国之初，孙中山曾主张以汉族为主体实行超血缘的种族同化政策，以达到民族与国家的同一。如1912年3月，由孙中山起草的《中国同盟会总章》规定“实行种族同化”（《全集》第二卷，160页）。其种族同化的办法是民族间杂居和推行文化政策。尽管以后孙中山仍然坚持五族共和的主张，但以汉族为中心实行种族同化政策，与他一直坚持的五族平等并非没有矛盾，并且以汉族为中心的大汉族主义难以达到民族国家认同的实际效果。

　　在吸纳世界近代民族国家的思想后，孙中山于1919年提出了融合国内各族而成一中华民族的思想，“夫汉族光复，满清倾覆，不过只达到民族主义之一消极目的而已，从此当努力猛进，以达民族主义之积极目的也。积极目的为何？即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而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如美利坚之合黑白数十种之人民，而冶成一世界之冠之美利坚民族主义，斯为积极之目的也。五族云乎哉。夫以世界最古、最大、最富于同化力之民族，加以世界之新主义，而为积极之行动，以发扬光大中华民族，吾决不久必能驾美欧而为世界之冠。”（《全集》第五卷，第187—188页）1921年，孙中山进一步指出：“吾国今日既曰五族共和矣，然曰五族，固显然犹有一界限在也。欲泯此界限，以发扬光大之，使成为世界上有能力、有声誉之民族，则莫如举汉、满等名称尽废之，努力于文化及精神的调洽，建设一大中华民族”。《集外集》，29页）如果以1919年为分界线，那么孙中山的民族革命的目标发生了一大转化，即由五族的平等、共和向一个强大、繁盛的中华民族的积极目标转化。

　　孙中山是一位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他一生奋斗的目标是“使中国成为一个统一、完整的国家”（《全集》第五卷，527页）。但统一国家内民族融合与相互认同又是其存在的前提，其思想基础就是一种新的中华民族的共和精神。这种民族的共和精神应当抛弃过去华夏民族狭隘的家族、宗法团体与小血缘思想，以国家和大民族精神为重。他说：“中国的人只有家族和宗族的团体，没有民族精神，所以虽有四万万人结合成一个中国，实在是一片散沙，弄到今日，是世界最贫弱的国家，处国际中最低下的地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的地位在此时最为危险。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义，结合四万万人成一个坚固的民族，中国便有亡国灭种之忧。我们要挽救这种危亡，便要提倡民族主义，用民族精神来救国。”（《全集》第九卷，188—189页）所以，高扬中华民族精神，以民族精神来振兴国家，并强化对民族、国家认同性的认识，是解除亡国灭种之忧的最佳途径，也是中华民族繁荣富强的法宝。

　　孙中山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思想的特点

　　综上所述，孙中山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思想有以下三个重要特点：

　　1、主张民族间血缘、族别的兼容性以及与政治国家在外延、内涵上的一致性。在他看来，“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在新的民族国家中，各民族都不能局限在自己民族狭隘的血缘族种、种姓范围内，而应当在一个国家的大范围内形成一种新的民族主义，这就是应当泯灭过去汉族宗法制度中的“小血缘”家族、宗族思想意识，而以超越血缘种族的民族多元一体化格局，合小族为大族，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中华民族。只有树立了这样的民族思想与意识，才能合各族力量于一体，振兴与保持国家与民族的繁荣、团结、稳定。

　　2、强调国家在民族发展中的屏障与安全作用。在孙中山看来，“我华人今日乃亡国遗民，无国家之保护，到处受人苛待。”所以，新的中华民国应当是各民族融合、发展的外在保障，是“卫国”与“保种”相联系的主权国家。而防卫帝国主义的侵犯，保持国家领土的完整、民族的团结，是国家应当承担的职责。所以，民族主义与国家主权在认识上应当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应当在一个层面上统一起来。

　　3、重视中华民族传统精神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中的重要作用。从某种意义上看来，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并不是汉族自己的单一文化传统，而是融合了中国境内各民族的优秀文化集合而成。因此，民族与国家认同的一致性要在民众的思想中持久地建立起来，就必须要继承与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精神，培养优秀的道德文明。同时，在孙中山看来，中国的道德文明是远远超越西洋文明的，“人民受四千余年道德教育，道德文明比外国高若干倍”。所以，他期望通过继承中华四千余年的礼义仁爱诚等道德规范，来提高民族精神素质，提高民众的国家意识、民族自信，由此凝炼出一种民族精神，形成一个共同的超种族文化理念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