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广东的教育
辛亥革命网 2010-07-27 00:00 来源：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网站 作者：周 军 查看：
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网,辛亥革命百年纪念,,辛亥革命时期广东的教育,
1894年孙中山先生在檀香山成立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后，革命派开始了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历程，虽经历了一系列起义的失败和一连串的挫折，最终于1911年10月，取得了武昌起义的胜利，并于1912年元月在南京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但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革命成果很快就被袁世凯篡夺。1913年8月“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被迫再度流亡海外，辛亥革命由此再次以失败告终。这段时间就是我们所讲的辛亥革命时期。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推翻了清政府的腐朽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在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本质的、全面的变化和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也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本文主要在这个时间范围内对广东的教育做一个粗略的探讨。
一、辛亥革命前夕的教育变化
辛亥革命前夕，清朝遭受内忧外患，要求改革的呼声此起彼落，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迫于国内外的压力进行了一些制度上的改良。在教育方面，也发生了一些可喜的变化。
第一，颁布了教育章程。
清政府在辛亥革命前十年开始制订和颁布有关教育的章程。1902年，首先颁布了《钦定蒙学堂章程》、《钦定小学堂章程》、《钦定中学堂章程》、《钦定高等学堂章程》、《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1903年后又陆续颁布系列章程，同时规定课程表和实施细则，至1910年，各类学校的章程大致具备。虽然由于当时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已接近胜利，清政府统治已处摇摇欲坠之势，各项办学章程颁布后，并未能在全国范围内真正切实执行，但在广东较富庶的县份和广州地区的学校，有条件的已率先开始实施。
第二，废除科举制，兴办学堂。
科举制度经过一千多年后，越来越成为沉疴痼疾，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义和团运动后，废除科举制度的呼声日急，各种学堂学校都开始着手兴办。早在1896年，翰林院侍讲学士秦绶章曾上奏折，请求整顿各省书院，礼部接受建议，但未切实执行。到1902和1904年，清政府分别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与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依据张百熙、张之洞等人的奏折而变更学制。[①]
广东各种书院也同样经历了一番变革。1899年，两广总督谭钟麟、巡抚陆传霖、学政张百熙遵令改革书院，奏办广西学堂，附设在广雅书院内。学科改为国文、英文、数学三科，初次招生100名，并将成绩好的学生派往外国留学，为辛亥革命前教育改革的典型。
1902年废除羊城书院，同年秋，越华书院停办，粤督陶模开办两广大学堂，广州知府龚心湛着手筹办府立中学堂。1903年，禺山书院、粤秀书院、菊坡精舍均废除，改建为学堂。同年，清政府规定变更学制，各省设立高等学堂，不得立大学。粤督岑春煊便将两广大学堂改为广东高等学堂，到1912年又改名为广东高等学校。1905年开办了两广初级师范简易科馆、军医学堂，1906年又开办广东法政学堂、两广方言学堂、两广高等工业学堂、测馆学堂、广东旅京学堂、广东警察学堂，还开办半夜师范讲习所；1907年开办了广州八旗小学、南海县立中学、广东蚕学馆和广东官立第一女子初级师范；两广优级师范学堂在1908年正式开课，1909年讲武堂成立，广东存古学堂创办后也于是年正式开课；1910年，广东农林讲习所成立。诸多学堂的创办说明了教育体制和教学内容的发展的新趋势。
第三，兴办幼儿教育。
兴办幼儿教育开始于晚清，相当于今之幼儿园，但称谓有 “蒙学堂”、“蒙养院”、“慈幼院”、“幼稚园”等各不相同。1904年，清政府就颁布了《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②]。
广东最早由黄遵宪于1903年在梅县创办幼稚园。紧接着1908年广州在广东官立女子初级师范学堂附设蒙养院，成为当时女子师范生实习的场所，同时开始研究有关幼儿的年龄特征、心理状态。到1911年，广州已有私人创办慈爱幼稚园。
第四，提出女子教育。
广东、广州受西洋教育的影响，较早重视女子教育。广州真光书院是外国人在广东办的第一间女子学校，由美国长老会于1876年创办，女传教士那夏礼主持院务。1909年改为真光中学堂，增设师范科。1912年又改名为私立真光女子中学。美国浸信会于1888年也创办了由女传教士容懿美主持的培道女中，1919年改为私立培道女子中学。广东女医学堂创于1899年，附设女医院，妇女开始习医。1902年，郑佩箴、马励芸、杜清持、张竹君等人又创办了私立公益女学。不久，马励芸自己出钱创办坤维女子学堂，为广州女子学校开风气之先。
到1907年，清朝颁布女子学堂章程，但只有女子小学及师范。[③]据中华教育改进社刊报的统计，女子学生人数逐年递增，到辛亥革命初期，女生已突破10万之数，到1926年后男女同校已经普遍开始。
第五，开设体育课程。
体育课程的开设由私立南武学堂始。南武学堂由黄节、谢英伯等人创办于1905年，特别重视体育课，创造性地把体育与德育并重，使南武公学成为当时广东一间独具典型的学校，而且成为辛亥革命党人在广州市河南的秘密机关。学堂开办之初只有12个学生，男女皆有，开了男女同校之先河。但未及一年，学生已增至130余人。因入学女生日多，便另增设南武女学校（后改名为洁芳女校）。1905年，广东举办了第一次全省运动大会，南武学堂成绩斐然。
第六，提出侨民兴学。
广东濒临南海，毗邻港澳，是全国华侨和港澳同胞最多的省份。广东省的华侨，在民国时期最多的是潮汕地区和梅州地区，华侨捐资办学在20世纪初已蔚然成风。广东最早捐资办学的华侨是容闳，1872年便在家乡香山县创办“甄贤学社”。
二、民国成立后的教育情况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即致力于教育改革，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9月，教育部明令废除“忠君”、“尊孔”，公布新教育宗旨：“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真道德。”同时公布了一个新学校系统，附有15条说明，称为《壬子学制》。至1913年8月，教育部又陆续颁布各种学校规程，对新学制有所补充和修改，从而总合成一个较完整的倾向于日本学制的学校系统[④]，即《壬子癸丑学制》，规定将学堂改称学校，学校负责人由监督改称校长。初等小学为义务教育，可男女同校；中学为普通教育，废止文实分科，改为四年毕业。整个学校系统为18年，初等教育7年，中等教育4年，大学教育连预科6至7年。儿童由7岁入学到24岁大学毕业，分为三段四级。此外还有师范学校和实业学校两个系统。随后还颁布了各级各类学校的校令，对学校的目的任务、课程设置、学校设备、入学条件、教职员任用、经费及领导管理等都作了详细规定。
1913年两广发起讨袁运动，孙中山在广州就任大元帅职，成立临时中央政权。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后，专门设置教育行政委员会，许崇清、陈公博、金曾澄、甘乃光、钟荣光为委员，后又增补廖仲恺、蔡元培、韦悫为委员，注重教育事业的发展。
但与此同时，由于广东政局动荡，战争频仍，军费浩繁，影响教育经费不能如预算支出，学校员工薪俸无保障，公立学校不能发展，私立学校也因社会不安，民生困难，而难于发展。广东省教育经费仅以民国元年和民国10年胡汉民、陈炯明分别主粤时期支出（决算）较多，分别为90万、111万元，比较重视教育，正如陈炯明说：“无论财政如何困难，教育经费，总要筹足。”[⑤]而民国2－5年龙济光军阀（袁世凯爪牙）主粤时期，因军费开支庞大，教育经费每年决算只有40万元左右。这成为教育发展的制约因素。但总体上来说，在这一时期，虽然存在很多困难和不利条件，但广东的教育事业仍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广州的大学、中学、小学以及各种职业学校都逐渐建立和完善起来。
第一， 改革中、小学及私塾的基础教育体系。
清末兴办学堂，采取学堂与私塾并存的方针，同时对私塾进行改革。1910年，曾颁布《改良私塾章程》，规定私塾必须传授国文、算术、历史、地理等科，使学童具有初小至高小的程度。据民国元年10月广州市督学局第一次调查统计，当年广州市共有私塾791所，学生共有18371人。[⑥]1912年，教育部颁布《整顿私塾办法》，1914年又颁布《整顿教育方案》，对私塾做进一步改革。1915年颁布《义务教育施行程序》，直到1920年，广东各地小学逐渐增加。
许多著名中学也在这一时期建立起来，而且由于孙中山先生特别强调女子教育的重要性，[⑦]教育部也于1912年颁布《女子中学章程》，各省市开始设女子普通中学。广东著名的国立、省立中学有国立中山大学附属中学（原为两广优级师范附属中学）、广雅中学（1912年又改为广东省立第一中学）、省立执信女子中学，市、县立中学也在二十年代末开始成立。著名私立中学有私立南武公学及梅县、潮汕地区的几所私立中学。著名的教会中学有广州培英中学、广州真光女子中学、广州培正中学、广州培道女子中学及佛山华英中学、梅县乐育中学、梅县广益中学、韶关德华女子中学等。逐步形成了国立、省立、市立和私立中学的体系，完善了男校和女校相结合的格局。
第二， 师范学校和高等教育得到较大发展。
广东的师范学校肇始于1903年创办的潮州惠潮嘉师范学堂和于1908年创立的广州初级师范学堂。民国成立后，南京国民政府非常重视师范教育。孙中山在1912年3月19日《令教育部通告各省优初级师范开学文》中指出：“顾欲兴办中小学校，非养成多数教员不可；欲养成多数中小学教员，非多设初级优级师范学校不可。”[⑧]但师范学校的普及是在辛亥革命失败之后，在辛亥革命时期就开办了的著名师范学校有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创办于1907年）、省立梅州女子师范学校、省立韶州师范学校、省立韩山师范学校的前身——惠潮嘉师范学堂（民国元年改称惠潮梅师范学校）等。
1912年2月两广优级师范学堂改称广东高等师范学校，这亦是国立中山大学的前身。1906年创立的广东法政学堂于1912年改称广东公立法政大学，设法律、政治、经济等系。广东公立医学堂由外国医生达保罗和华人医生钟宰荃于1909年共同筹办，1915年改为公立。1913年10月广东高等检察厅在广东公立警监学堂原址重办学校，名为广东公立监狱学校。光华医学堂是中国人自力创办的医校，1908年3月创办，民国元年改名为私立广东光华医科专门学校。
广州毗邻港澳，教育得风气之先，教会办学，比其他城市为多。由美国长老会于1899年创办的广东女医学堂是我国女子医校之嚆矢，后改名私立夏葛医科学院。由美国人办理的格致书院也于1906年由澳门迁来广州，1912年改名岭南学校，1914年改办为岭南文理科大学。钟荣光的贡献很大。美国于1904年建议退还庚子赔款，用以在华办学，1909年开始实行，教会学校学生人数随之激增。
第三， 重视职业教育和社会教育。
民国成立后，孙中山还非常重视推行职业教育。他强调说：“即资质不能受高等教育者，亦按其性之所近，授以农工商技艺，使有谋生独立之才，卒业以后，分送各处服务，以尽所能。”[⑨]广东省之职业教育亦逐渐发达。广东最早的职业学校是1902年设立的广州工艺学堂，其次是1907年省立的岭东中等职业学堂，再后是广肇罗中等农业学堂、艺徒学堂及韶州中学附设中等农业科。广东各县市之职业学校，最先开办者则为1912年设立的揭阳县立乙种工业学校。其他的都在辛亥革命失败后才开办。
民国元年，教育部即设立社会教育司，首次分开设置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管理机构，即在正式学校系统之外，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办理教育事业，使得未受教育的群众得受国民应受之基础教育，并使已受教育者得又继续受教育之机会。教育部通令各省县市必须设立相应的社会教育管理机构。在各县市教育局内，设社会教育课（后改称为股），或设相应的专管干事。在教育科局之下，设立各种专门委员会和各种联络、促进的团体，如义务教育委员会、平民教育委员会、民众学校教育促进委员会、注音符号推行委员会（后改称推行国语委员会）、社会教育讲演所等，分别开展识字教育运动、扫除文盲、推行民众学校、职业补习学校、民众教育馆、特殊教育等。
自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的十余年里，官办的、私立的、教会办的学校先后兴起，有大学、中学、小学和各种职业学校，也有男子的、女子的，形式多样。辛亥革命时期广东的教育经历了较大变革，也获得了较大发展。当时广州市教育发展的迅速，在全国来说是有数的。从1905年至1910年，每年都有新创办的学校。但由于辛亥革命有如昙花一现，很快就失败了，加之国内军阀混战，对教育造成一定冲击，因而广东的教育事业在辛亥革命之后才渐渐得到繁荣。
参考史料：
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广东省志教育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州市志教育志》，广州出版社1999年版。
《广州近百年教育史料：广州文史资料专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广东文史资料》、《广州文史资料》。
《〈申报〉广东资料选辑》，广东省档案馆《申报》，广东资料选辑编辑组1995年版。
《中华文史资料文库文化教育篇》，第十七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史料专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邱权政、杜春和：《辛亥革命史料选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朱有献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周谷城主编：《民国丛书文化、教育、体育》第五编，上海书店1996年版。
《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
胡汉民编：《总理全集》，上海民智书局1930年版。
何国华：《民国时期的教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李华兴：《民国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黄佐：《广东师范教育制度的变迁》，《广东文史资料》第10辑；
黄佐：《广东省中小学制度的变迁》，《广东文史资料》第12辑；
黎照寰：《新少年学堂志》，《广东文史资料》第12辑；
沈祥龙：《清末广东大学堂概述》，《广东文史资料》第17辑；
罗宗堂：《关于〈广东师范教育制度的变迁〉补充订正》，《广东文史资料》第18辑；
曾绍洙：《从教忠学堂到教忠中学》，《广东文史资料》第18辑；
卢光耀：《广东广雅中学校史》，《广东文史资料》第41辑；
沈琼楼：《清末广州科举与学堂过渡时期状况》，《广东文史资料》第53辑；
沈振中：《广府中学——一所文化封建堡垒的毁灭》，《广州文史资料》第6辑；
朱英和等：《清末广州河南两间私立学校——育才书社和南武公学》，《广州文史资料》第10辑；
沈琼楼：《清末省办各书院及几间私立学校简介》，《广州文史资料》第10辑；
沈祥龙、陈伯衡：《清末广府中学和求是小学堂》，《广州文史资料》第10辑；
岭南大学专题，《广州文史资料》第13辑；
曹思彬等：《广州近百年教育史料》，《广州文史资料》第32辑；
丁致聘：《中国近七十年来教育记事》，《民国丛书》第二编第45册；
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料》，《民国丛书》第二编第46册。
[①]《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十二日（1902.8.15）张百熙进呈学堂章程折》，《光绪二十九年（1903）管学大臣张（百熙）遵旨议奏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奏次第兴办学堂折》，《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三日（1903.12.31）张之洞致张百熙函》，《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五日（1904.1.2）张之洞致张百熙函》，《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904.1.13）张百熙、荣庆、张之洞重订学堂章程折》，《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904.1.13）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学务纲要〉》，朱有献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63－69，75－98页。
[②]《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904.1.13）〈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下册，第746－750页。
[③]《广东设女学堂之风波》、《粤省封闭女学之牌示》、《广东学政示禁男女学生同开茶会》，《光绪三十三年一月十四日（1907.3.8）学部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光绪三十三年一月十四日（1907.3.8）学部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折（附章程）》、《宣统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910.1.10）学部奏遵拟女学服色章程折》，《广东提学司招考官立女师范学堂章程示》，《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下册，第650－652，657－676，741－742页。
[④]蒋维乔：《民国教育部初设时之状况》，邱权政、杜春和：《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下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03页。
[⑤] 《广东教育会杂志》第1卷第1期，民国10年7月版，转引自何国华：《民国时期的教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页。
[⑥] 《广东教育公报》民国元年第三期，转引自《民国时期的教育》，第98页。
[⑦]孙中山：《女子教育之重要》，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二集，上海民智书局1930年版，第146－147页。
[⑧] 《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53－254页。
[⑨]《总理全集》第二集，第12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