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广铁路借款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恶债—

       美国阿拉巴马州的一个地方法院非法审理了控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湖广铁路债券案”，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无理作出“缺席判决”，其主要理由是认为湖广铁路借款属“一般商业行为”，即“非主权行为”，因而可以对中国行使强制管辖。湖广铁路借款果真是“一般商业行为”吗？美国学者李约翰所著的《清帝逊位与列强》一书对这个问题提供了较为客观的答案。书中对于1909年至1911年间帝国主义列强为了攫取在华特权，瓜分势力范围，围绕《湖广铁路借款合同》展开的相互勾结又互相争夺的历史，作了较详细的阐述。李约翰并不是从同情中国革命的立场出发写此书的；而且作者成书于1934年11月，当然不会预料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更不会想到事隔数十年后“湖广铁路债券案”会在美国提出来。然而，作者在书中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史料和某些值得重视的看法，使人们可以从中了解到，湖广铁路借款纯粹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损害中国人民利益的恶债，根本不是什么“一般商业行为”。

      李约翰在《清帝逊位与列强》一书中，以大量事实指出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并利用铁路借款 “猎取特权”。

       书中写道1908年12月3日，湖广总督张之洞受命督办湖广铁路后，列强施展了它们“猎取特权”的惯技，相互之间进行了一场激烈的竞争。1909年初，当英国人根据张之洞于1905年作出的答应给予修建粤汉铁路的借款优先权的承诺向他交涉时，他们发现他已经向德国银行团试探过，而且德国人提出了比英国人更好的条件。……这就立刻导致了英国官方的反对。“经过秘密谈判，英、法、德银行代理人于5月14日在柏林签订了具体的协定，在柏林达成的折衷办法是把德国人的利益从粤汉线转移到川汉线，由英国人和法国人共享粤汉线，此外，如果中国想建筑一条延长线的话，英、法利益将共享四川铁路的延长线。5月15日德国首相布洛夫向德皇报告说，德国将欢迎这个办法。”“但是这个关于扬子江铁路计划的三国协定中有一个缺点，因为未向美国征询意见，华盛顿不久就提出了抗议。”

       作者在这本书中指出，美国政府出于“政治动机”，强行“挤进”湖广铁路借款协定，美国总统塔夫脱亲自出马参加这一角逐。

       书中说，“在这期间，白宫换了主人，美国新任总统塔夫脱和国务卿诺克斯改变了前任罗斯福（西奥杜·罗斯福）时期消极被动的‘门户开放’政策，而推行日后以‘金元外交’见称的对华政策”。“‘金元外交’恰好形容美国用官方的干涉来支持美国参加外国发展中国经济的纲领。湖广铁路借款正是华盛顿改变策略的例证”。

       书中写道，英、法、德三国财团与中国谈判修筑湖广铁路的消息传出后，“5月24日，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接到了国务院关于向中国进行询问的指示。国务院的这个行动是出于‘政治动机和它自己的主动’，而不是为了美国的财政利益”。

     “6月7日，柔克义报告国务院，他已三次访问外务部，但从张之洞方面没有得到任何答复，虽然外务部解释说，拟议的借款只指川汉线的湖北段，因此美国人将来可以在建筑四川延长线中出力协助。目前的合同不久即将签字”。“6月初国务院借助铁路大王哈里曼，成功地组织了一个办理中国借款的美国银行团，以司戴德（当时任美国国务院远东司代司长）为它的驻北京代表。这个银行团是匆忙组织起来的，并不代表所有的美国银行。”“6月5日美国驻北京代办执行了新训令。他告诉清政府外务部：‘必须遵守1904年的保证，美国资本家必须受到咨询，并获准参加即将发行的借款’。柔克义的继任者（嘉乐恒）后来在提到这次行动时使用了这样的说法：‘当时我们很勇猛地自行挤进湖广铁路借款之内’”。

       该书还提到，当美国国务院从报纸上获悉张之洞在北京同英、法、德三国银行团签署了湖广铁路借款合同之后，立即进行交涉，向中、英、法、德四国提出了强烈抗议，并要求获准参加借款协定，至少给予美国以全部湖广铁路借款的四分之一份额。由于美国的强行干预，清政府延迟批准协定，但张之洞不同意更改协定。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总统塔夫脱决定亲自参加斗争。总统拍了一个语气坚决的电报给摄政王载沣。这样便不仅无视张之洞而且也撇开了清政府外务部。”“塔夫脱说：‘由于我深感为我们当前的谈判取得胜利成果的重要，故此采取与殿下直接通讯的异乎寻常的方式。以美国资本作为增进中国福利的工具，利用它来开发中国，增进它的物质繁荣，使它不致卷入纠纷，或不致在独立政治力量的成长方面受到影响，并使它保持自己的领土完整，我对于这些都具有强烈的个人兴趣’”。“诺克斯（当时美国国务卿）为了加强总统电报的坚决语气，在回答外务部总理大臣庆亲王时作了更详细的申述，他要求中国迅速接受美国平等参加湖广铁路借款的要求，并警告说：‘如果本政府的合理愿望现在被阻挠，整个责任将落在中国政府身上’。”7月18日，载沣在给塔夫脱的复电中说：‘……关于借外债问题，外务部大臣们已受令与美国驻京代办交涉，以期达成一个合适的决定，并采取相应行动’。据塔夫脱的副官白脱少校在当天发出的一封私人信中说，塔夫脱极庄严地接受了来自中国皇帝的电报，非常愉快地把电报交给他，并说：‘我想那是一个相当大的外交胜利。’”

      该书以确凿的事实指出在中国人民反帝保路风潮中，四国列强迫使清政府签署湖广铁路借款合同，这一行动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抗议怒潮，从而触发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

      书中写道：“1909年6月湖广铁路借款协定签字以来，两湖和四川人民反对借用外资修建中国铁路的声浪日益高涨，当地爱国人士大声疾呼旧的特权应当赎回，这种拒借路债的活动是当时在中国蔓延着的骚动的一个实例。中国很可能被瓜分的谣言，反对铁路国有政策和举借外债的抗议，以及对满人统治下的帝制政体的批评汇合起来，造成了一种局面，使摄政王难以批准悬而未决的湖广铁路借款合同，并不得不要求修改借款条件。”“1911年4月27日的广州起义更增加了形势的严重性，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湖广借款的命运。因此，尽管中国官方拖延批准这个铁路借款，四国银行团的国家仍不得不忍耐。”

     “到了1911年5月，英、德、美三国银行团同意支付币制改革合同中一笔清政府急需的初步垫款，因而北京不顾各省的强烈反对，同意签订并批准由四国银行团起草的湖广铁路借款合同。”

     “湖广铁路借款激起了四川的武装叛乱，华中各省起而效尤，汇成了一股反抗北京朝廷的猛烈风暴。1911年10月10日武昌事变的爆发，带来了人们期待已久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