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辛亥革命性质问题答台北学者（二）
辛亥革命网 2010-07-10 00:00 来源：中国文史网 作者：章开沅 查看：
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网,辛亥革命百年纪念,谈谈二十世纪初年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程度问题。张玉法先生再三强调，你（指作者）自己也承认当时中国资产阶级幼弱，它怎么可能决定辛亥
（一）首先，谈谈二十世纪初年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程度问题。
张玉法先生再三强调，你（指作者）自己也承认当时中国资产阶级幼弱，它怎么可能决定辛亥革命的性质呢？
是的，我从来都认为当时的中国资产阶级幼弱，这个看法似乎与某些西方学者以及我国台北学者比较接近。但是，我一向又认为，当时中国资产阶级尽管幼弱，它的发展程度却已经足以从根本上决定了辛亥革命的性质，这个看法则又与张玉法诸先生相去甚远。
是我的学术观点自相矛盾或逻辑混乱吗？不是。道理很简单，即使是先进的或比较先进的西方国家，那里的资产阶级在其从事早期革命运动的时候，也不免具有幼弱的特征。难道历史上任何一个先进阶级，不是从幼弱状态逐渐成长壮大起来的吗？因此，不能简单地借“幼弱”二字来贬低或否定当时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需要根据具体历史条件作具体分析。
为了探索这个问题，去年我在《辛亥革命与江浙资产阶级》（《历史研究》1981年第5期）一文中，曾对尼德兰、英、法、美德诸国早期资产阶级革命与辛亥革命作经济背景方面的比较。正如人们所熟知的那样，这些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西方国家的早期资产阶级革命，其所厕身的社会经济环境，基本上是处于工场手工业阶段。与此形成对照的，则是在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采用机器生产的工矿企业与交通运输业，已经有了虽属初步却又比较明显的发展。我在这篇论文中列举的有关国内经济统计数字主要限于江浙地区，现在我想借重经济史专家张国辉先生的大作《辛亥革命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文中所引用的一些全国性统计数字，对当时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程度再作一番考察：
1.“在‘拒外债，保路权’舆论的推动下，从1903年以后的4年内，保路斗争风起云涌，特别是商办铁路公司先后在全国15个省份出现。被帝国主义的侵略激发起来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给商办铁路公司招集资本的活动提供了空前有利的条件。”（按：据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3册第1149页所载“各省铁路公司集股情况表”，可以计算出：到1911年为止，铁路民间集资已达5，977万元。）
2.“二十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南至香港，北至黑龙江，资本在五万元以上的商办轮船公司先后设立了17家之多。它们之中有行走于内河的，也有航行于外海的；有专为便利工业企业输出产品运进原料而设的，也有为反对外国航业的欺凌而从事于航运活动的。”（按：资本在五万元以下者为数更多，详见上述拙文。）
3.近代厂矿企业，“从1872年至1894年，22年中设立了72个单位，资本总额2，910万元，平均每年3个单位，资本90万元；1895年至1911年，16年中设立了490个单位，资本额11，131万元，平均每年30个单位，资本695万元。比较这两个时期建立工矿企业的进度，那么 1895年以后的发展是比较明显的。”同时，在二十世纪初年新建厂矿中，已经出现了一批如山东中兴煤矿公司、山西保晋公司、天津丹华火柴厂等投资在百万元以上的大型企业，出现了包括二十多个企业单位资本额共达三千万元以上的大生集团。(据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第1069页，“张謇创办和参加投资的企业及资本统计”（1899-1911）。)棉纺织、缫丝、面粉、肥皂、水泥、水电及机器工业等部门已成为民族资本热烈追逐对象，还有由官督商办改为商办的工矿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公司的出现，也反映出民族资本主义新的发展势头。
4.“从1902年开始，在江苏、浙江、安徽、广东、广西、奉天、黑龙江等省先后出现了集股经营的农牧垦殖公司，而1912年的统计称共有171 处；其中从事于垦牧种植的为104处，专事桑茶园艺的有44处。”“它们都采取集股商办方式，资本额不等，一般在10万元以上，最高的有达100万元。” （按：据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697页“各省垦殖公司资金统计”，到1912年为止各公司已缴资本总额达6，351，672元。）作者认为：“它们的到来意味着农业中运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组织生产活动的势力，终于突破了二十余年的沉默而成为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