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辛亥革命性质问题答台北学者（三）
辛亥革命网 2010-07-10 00:00 来源：中国文史网 作者：章开沅 查看：
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网,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感谢北美亚洲学会的盛情邀请，今年4月2日，在芝加哥举行的该会第34届年会“辛亥革命与民国肇建——七十年后的回顾”学术讨论会上，我国台
以上情况说明，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确实存在着一个作为新兴社会集团的民族资产阶级。但问题并非到此为止，因为张玉法先生还以某些西方学者的结论为依据，认为当时资产阶级“没有形成一股阶级的力量”。 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到底“形成一股阶级的力量”没有？这也需要用历史事实来回答。二十世纪初年，中国出现了一系列前后连续的群众运动，其中规模较大和影响较大的有：拒俄运动、抵制美货运动、收回矿权运动、国会请愿运动，以及直接导致辛亥革命爆发的保路风潮等等。这些运动是在古老中国逐步迈入近代的前进步伐，同时，它们也记录了资产阶级成长觉醒的轨迹。 讲到资产阶级的觉醒，人们便不免想起上海的张园。我曾说过：“上海张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二十世纪初年中国政治的晴雨表，也是江浙资产阶级初期政治活动的一个重要会场。”自从1900年自立会在这里举行“国会”以来，爱国人士在张园的集议几乎是连绵不绝。但资产阶级的大批到会，则应以1903年春的拒法、拒俄运动为发端。
在这年4月27日的《苏报》上，曾刊登过一篇题为《记两粤绅商在广肇公所会议广西事》的“时事要闻”。记者报导说：4月26日，旅居上海的两粤绅商到广肇公所讨论有关拒法事宜，“约期一点钟聚议，贴长红在公所门首，标明其事，于是粤东商家，源源而来，座为之满。……演说未半，惟时来者益多，亦有不甚详其所以然者，但知同（用）心听讲耳。忽公所首事某等，特出告白一纸，大意谓公所乃为广肇两府商务而设，国家大事不得干预云云。阅者益知所讲演系国家大事，无不乐于襄助，来者愈多，庭户几不能容。就中激烈之士，闻演说已义形于色，忽闻首事有不得干预国事之说，遂群起大哗，痛诋董事无爱国心，不顾大局，压制国民，妄施手段，无不欲赠以老拳。幸得和平诸公曲为排解，首事自如失言，遂避去。演说既竟，人皆知广西事即广东之事，救广西即救两粤，救两粤即救全局。又知凡广东人皆可问公所之事，又可问国家大事，喜不自胜，于是自愿索纸笔捐助用资。顷刻间捐款得一千数百元，立时标姓名贴于公所左壁，钟鸣五点始各散。” 这条新闻说明，资产阶级在反帝斗争中迅速增强了国家民族观念，其政治上的日趋积极可谓已跃然于纸上。
三天以后，《苏报》又刊登一则《中国四民总会知启》其附言特别强调：“本会既为地方议事所之先声，上海一埠为通商最盛之地，商家居位最繁。以各国由多数举代表人之例言之，凡我商人宜发爱国之热诚，本爱国之天良，届期多来，聚议办法，勿失体面为要。”这个通知虽然简短，却颇为形象地说明资产阶级人们思想意识的潜在变化。第一，他们已经感到自己力量的增强，因此提高了向社会说话的声调。仅据1908年《上海华商行名簿》记载，包括银行、钱庄、商店、工厂、交通等各类企业、店铺在内，总数已达10，534户，可见“商家居住最繁”一语并非凭空杜撰。第二，在传统的农业宗法社会中，职业次第历来都是“士农工商”，商为四民之末。可是在发起组织“四民总会”的活动中，资产阶级人们却以“多数”和“代表人”的姿态率先登上舞台。这虽然未必就意味着他们要立刻抢居四民之首，但至少是已经不甘于忝居末座。第三，他们把“爱国热诚”、“爱国天良”作为商人“体面”维系的前提，这更说明他们已经初步意识到本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凡此种种，都使人感到，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正在迅速萌发。
如果说，在拒法、拒俄运动中，踊跃参加的主要还限于上海地区的工商业者，那么到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爆发以后，则资产阶级已经在全国范围投入了反帝爱国运动，并且以抵制外货的斗争手段体现了极力维护国内市场的阶级特点。正如人们所熟知的那么样，这场爱国运动最初是由上海商务总会发起的，在“以伸国权而保商利”的宣传鼓动下，21个通商口岸的商会立时响应，随即迅速扩展到全国许多中小城市以至某些商业发达的集镇（如盛泽、震泽等），资产阶级举起自己的旗帜，喊着自己的口号，通过自己的组织，掀起这场兼具经济和政治意义的斗争。难道这样千真万确的事实，还不足以说明新兴资产者已经成为一股引人瞩目的阶级力量吗？
至于各地收回矿权运动和保路风潮，由于直接和工矿交通运输业资本家利害息息相关，他们的积极性和带头作用更是非常明显。譬如保晋矿务公司、中兴煤矿公司、滦州煤矿公司、铜官山铜矿有限公司等规模较大的近代采矿企业以及江苏、浙江、四川等15个省份的商办铁路公司的纷纷成立，就是为了对抗外国垄断资本侵夺我国矿路权利。正如一个日本人在1909年所描述的那样：一方面是清朝政府“迎合中国人（按：指投资者）的虚荣心，积极鼓励经营企业。一方面民间有志之士也认为：经营企业是收回利权的最好手段，关系国家命运的兴衰。因此大声疾呼：苟有爱国之心，应起而响应股分之招募。……于是争相认购股分，引起了全国到处创办起股分、合伙或独资经营的新企业。”“自明治36年（1903）到41年（1908）5年之间，根据商部章程，纯以中国人自己的资本所创办之股分有限公司，计有154家，合资有限公司52家，合资无限公司20家，独资经营者39家。资本总额达138，337，660元。” (根岸佶：《收回利权运动对中国的影响》，《支那经济报告书》第32号，1909年8月。转引自汪编《中国近代史工业资料》第二辑下编第737-738 页。按：根岸佶统计的企业单位数和资本总额都多于本文前引张国辉氏列举的数字，这是因为根岸佶把农业、商业、交通业、金融业等都包括在内。)在这个维护主权、兴办路矿的热潮中，资产阶级和正在向资产阶级转化的绅士显然是运动的骨干。即以过去不大为人们所注意的铜官山煤矿抵制会为例，在发起成立之际即有“商界四百余人”。在县学明伦堂举行“抵制正式大会”时，“绅、商、学界齐集者五千余人，途为之塞。”其中绅士自然属于少数，而且并非人人都有投资兴趣，所以会后认股事宜系由“商、学界分途担任。” (《铜官山矿抵制会成立纪事》，《申报》1909年6月3日。)其招股章程明确规定：“本公司但收华股，非华股者查出作废”；“本公司遵照公司律办理，一切事宜悉俟优先股招齐开股东会议决。”(《铜官山铜矿有限公司招股章程》，《时报》1910年5月1日。)这些条款的文字，显然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口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