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时段“首义”造因于中长时段社会变革

　　武昌新军暴动事起仓促，不仅全国性革命领袖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远在现场之外，地方革命团体共进会、文学社的首脑也或避（如刘公）、或伤（如孙武）、或亡（如刘复基）、或在逃（如蒋翊武），事变由名不见经传的下层人物临场随机启动，带有很大的“猝发”性质。

　　然而，偶然寓于必然之中——

　　武昌起义能够吸引那样众多的新军士兵参加，举义者能够迅猛而有序地展开战斗，有条不紊地占领省会城市，及时建立新政权；刚刚成立的湖北军政府能够立即拿出一系列文告，将革命宗旨宣布天下；武汉三镇及湖北各府县民众能够那样迅速而热烈地起来响应革命；湖北军民在湖南等省支援下，有力量同前来讨伐的装备精良的久练之师——北洋清军周旋于江汉之滨、龟山之麓达 40多天，从而为各省“易帜独立”赢得宝贵时间……这一切则无法用“偶然性”一言以蔽之。

　　当我们考察19世纪末叶以来中国（尤其是中心城市武汉）出现的新的经济结构、新的社会阶级和社会思潮，追溯湖北革命党人在长达十年的期间，遵循孙中山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在乡邦所作的英勇而坚实的努力，进而注意地望形胜，便会发现：辛亥首义决非一只从云端掉下来的幸运之果。

　　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的代表学者布罗代尔（Fer-nandBraudel1902—1985）提出历史研究“时段”理论，即区分地理时间（长时段）、社会时间（中时段）、个体时间（短时段），又将三者分别称为“结构”（structures）、“局势”（conjunctures）和“事件”（evenements）。主张重视地理时间（“结构”）、社会时间（“局势”）对历史进程的深远影响，个体时间（“事件”）为结构与局势所左右。而传统史学较多注目于“个体时间”，主要用力于重大政治事件、外交活动、军事征战等“短时段”事变的研究，这显然是有缺欠的。今日我们作辛亥首义史考辨，必须超越狭隘的政治史观，将视野投射到近代社会转型全貌，从结构、局势、事件的辩证关系探索这一历史事变的生成机制。

　　费正清（1907—1991）编《剑桥中国晚清史》提出一个值得注意的论点：最好是把辛亥革命理解为二十世纪社会革命中的1900—1913年阶段，不应仅仅看做是整个政治变化的1911—1912年阶段。其次，根据这种广义的概念，革命者的重要性远远不是像旧说法所认为的那样。（［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17页）

　　主张将辛亥革命史追溯到1900年以来（约为清末新政时期）发生的社会变化，此说有理，但还应当扩大视野。

　　考察辛亥革命，当然需要细致入微地梳理1911—1912年间发生的“短时段”剧变，但还须追究其背后的“中时段”社会结构造成的久远影响，考察19世纪60年代汉口“开埠”以来，尤其是考察1889年张之洞（1837—1909）总督两湖、主持“湖北新政”以来二十年间的社会变动，考察兴实业、办文教、练新军等诸多近代化事业造成的经济、社会及观念形态的深刻演化；还要考察辛亥首义之后错综复杂的政情演绎与社会变迁，从而在既宏阔又精微的历史视野下，辨析辛亥首义史的起承转合。

　　仅以练新军而言，张之洞为的是“执干戈以卫社稷”，他于19世纪末叶派遣姚锡光（1857—？）、吴殿英（1842—1907）、张彪、黎元洪等赴日本学习近代教育（重点在军事教育），随后又派吴禄贞（1880—1911）、蓝天蔚（1878—1922）等武备学堂学生入日本军事学校留学，由此获得编练湖北新军的模式，试图以一支装备、训练西洋化的军队挽朝廷衰败于既倒。然而，这样一支初具近代文明属性的湖北新军，却不以张氏意志为转移，成为革命党人活动的温床，至辛亥革命前夕，湖北新军士兵约1/3参加革命团体，1/3受其影响，仍然被清方掌控的不足 1/3。辛亥首义是一次从新学堂走出来的知识分子“投笔从戎”，在近代城市军营发动的新军起义。而“近代城市”、“新学堂”与“新军”正是张之洞主持的“湖北新政”的产物。孙中山辞去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于1912年4月来武汉访察，睹物晤人，发现正是直隶南皮人张之洞主持的湖北新政，为辛亥首义奠定了物质基础、准备了人才条件，故孙氏由衷感慨：以南皮造成楚材，颠覆满祚，可谓为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时报》，1912年4月15日）

　　可见，孙中山并没有把辛亥首义之因由，仅仅归之党人的活动，他还把视线投向了较久远、更深层的社会变革层面。

　　曾入读两湖书院、由张之洞派往日本游学、后任国立武昌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前身）校长的张继煦（1876—1956），将辛亥革命成功于武昌的原因归之于张之洞治鄂奠定的近代文明基础。张继煦指出，革命并非张公所愿，却是张公事业所导致，“虽为公所不及料，而事机凑泊，种豆得瓜。”（张继煦：《张文襄公治鄂记》“一文襄督鄂之时代及其环境”，湖北通志馆1947年编印）

　　孙、张二氏所论，其意都在肯定张之洞主持的湖北新政为辛亥首义准备了物质及人才条件，揭示了“中时段”社会变化对“短时段”革命事变的奠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