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 年代的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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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0 年代中国的现代经济与民族资本有了较快的发展 ，此次会议也有多篇论文涉及 1910 年代中国经济领域的诸多问题。南京大学陈谦平的《民国初期英国在华企业制度的建立:以企业注册和英商公会为例》，关注到企业制度问题 ，围绕企业注册、英商公会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力图在现代化框架下认识民国初期英国在华企业制度的建立。该文指出，中国公司法的制定始于 20 世纪初 ，当时因国内工商业发展和对外贸易扩大，迫切需要商事法律的保护 ，然而由于治外法权的关系 ，外国公司与外国商会的注册不在中国政府的司法管辖权之下。该文在考察汉口、上海、天津英商公会的成立及其运作后认为，从表面上看这一现象同不平等条约有关 ，但是实质上英国商人从另一制度层面———自治意义上展开了建立企业制度的活动 ，商人的法则具有超国家的特性，中国的主权被淡化了。外商企业制度的引入 ，对近代中国有相当大的影响，该文引用大量外文资料 ，弥补了这一专题研究外文资料不足的缺憾，同时引入相关企业制度的观念 ，分析和论证外商在华企业制度的建立与中国相关法律制度之间的复杂关系，体现出新的研究视角。

　　作为上海工商界同业公会中最具典型性的上海钱业公会 ，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扮演过重要角色，然而学界对上海钱业公会的研究却较为薄弱 ，对钱业公会创办初期组织、运作的研究尤为不足。复旦大学吴景平和邹晓的《上海钱业公会的成立及初期组织运作》，梳理了从创建到 20 年代初期上海钱业公会的各种相关资料 ，考察了上海钱业公会成立及其初期的组织运作情况，指出以往对于钱业进入民国后趋于保守的基本结论 ，有必要从诸如上海钱业公会这样的个案出发，在详尽占有与全面分析第一手史料、厘清基本史实的基础上 ，进行新的具体研究。该文认为，辛亥革命后 ，钱庄逐渐恢复 ，行业的发展对于公共事务的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 ，过去会馆、公所的组织形式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因此 ，成立专门组织 ，建立规范有效的管理机制 ，已成为必然。上海钱业公会成立后，采取各种积极措施 ，维护同业利益 ，促进了同业发展。分析上海钱业公会成立初期在组织结构方面的调整和主要的实际运作情况 ，表明中国传统会馆、公所向近代同业公会的变化过程 ，虽然是渐进的，但其方向却是明确的。上海钱业公会的成立 ，既是上海钱业同业组织的统一，也表明这一中国本土的金融行业为应对经济与社会变迁所持的进取态度。

　　日本京都大学森时彦的《1910 年代的中国市场与日本棉纺织工业》，以大量翔实的数据 ，从日本纺织业特别是日本对华棉纱出口的动向方面，对 1910 年代中国棉纱市场与日本棉纺织工业的状况加以分析。作者指出 ，1910 年代正是中国棉纺织业从传统织布业向近代织布业转变的时期 ，也是日本对华棉纱出口以粗纱主导型到细纱主导型的转变阶段 ，日本纺织业依赖对华出口的情况，在一战前后的 1910 年代发生了由扩大出口量到提高质量的变化 ，日本棉纱对华出口的减少和对华出口棉纱的高支化，反映了一战对东亚棉纺织工业品流通带来的结构性变化 ，也导致日中经济关系的结构性变化，促使日本纺织业对华战略从商品输出转向资本输出 ，其结果是 1920 年代前半期日本棉纺织公司迁移上海等地 ，将中国变成为日本最大的棉纺织对外出口市场。

　　日本神户大学森纪子的《从食用肉类市场看 1910年代的殖民城市青岛》，认为 1910 年代的青岛是帝国主义统治多重性特别显著的时期 ，德国、日本等国曾直接参与经营，沙俄则不断施加影响 ，使青岛在近代城市的外表下出现了特殊的政治文化空间。该文主要从牛肉市场的角度分析了列强在青岛的经济活动，讨论了围绕牛肉市场出现的各种矛盾和摩擦 ，从这个侧面解读当时青岛的状况。

　　四

　　这次会议还有若干篇论文涉及 1910 年代中国的学术史、社会史、租界史、外交史、教会史、边疆史等研究领域。

　　近代专业性学术研究机构的建立及完善 ，是学术体制化的重要标志和象征，也是近代学术发展的重要内容。在近代中国学术体制化过程中 ，清末民初已尝试将西方学术体制移植到中国，并进行了制度设计和初步尝试 ，民初马相伯之“函夏考文苑”的设计即为典型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左玉河的《从函夏苑到研究所:民初专业研究机构之创设》，考察了从“函夏苑”的设计到专门研究院所创建的过程，认为此过程大体反映了民国初期学术研究建制化演变的轨迹。该文指出 ，为了保存中华国粹 ，提升国人学术文化素养 ，马相伯主张仿效法国考文苑而设立函夏苑 ，从“学术”和“风化”两方面纠正民初学风。虽因种种原因 ，函夏苑设计未能实现，但函夏苑“学术独立”的原则 ，为其后的中央研究院所继承，其拟设之主要研究机构 ，亦在中央研究院得到某种程度的体现。而且，设立独立专业研究所的呼声也并未停止 ，各种专业研究所的建立，极大地推动了各门学科的学术研究 ，促进了近代中国学术研究的体制化与组织化，为国家研究院的建立奠定了制度性基础。1928 年正式成立的中央研究院 ，依靠强大的政府力量和其控制的庞大学术资源，在“指导联络奖励学术之研究”的方针指导下 ，与各研究机关团体进行了多方面合作，充分发挥其国家研究院的多方面功能 ，推动并逐渐完成了中国近代学术体制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