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新军的选拔标准对辛亥革命的积极意义
辛亥革命网 2011-04-16 00:00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胡丁成 查看：
引论：众所周之，辛亥革命前革命党十余次起义皆称悲歌慷慨，然都因势单力薄而失败，惟有辛亥起义，革命党人成功的争取到了湖北新军的支持（湖北新军参加革命团体的人员占总数的1/3），使之成为推翻清廷的先头部队而大获成功。
“用皇帝的枪，革皇帝的命”这不禁让人深思，为什么清朝的反动军队成了辛亥革命的主力？为什么革命党能争取到如此多的湖北新军的支持？为什么同样的北洋新军就难以被争取到革命阵营来？这或许是许多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我认为始于1896年，湖广总督张之洞推行的湖北新军的选拔标准客观上对辛亥革命的成功有着很大的积极意义。
首先，关注湖北新军的选拔成立的动机。中日甲午战争后有感于《马关条约》的丧权辱国，署两江总督张之洞于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七日（1895 年7 月19 日）向清廷呈上《吁请修备储才折》，首先痛陈和约之害：“此次和约，其割地驻兵之害，如猛虎在门，动思吞噬。”接着提出9 条“力求补救”之策，其中第一条为“宜亟练陆军”。此后，他屡陈奏章，力主编练不同于绿营、防营的新式武装。1896 年起，张之洞以从两江调鄂的护军营为基础，，参用德国军制，开始选募新兵。中法战争的亲身经历，疆臣守土的职责所在，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使张之洞这位领导者在创立之初便力图把湖北新军营建成御悔自强保家卫国的武装力量。与袁世凯不同，张之洞认为军队应该是维护社会太平的天下之公器，这使湖北新军初创之时便没有浓厚的“军阀”习气，选拔标准为求将才而“一秉至公”，如选中国“壮健有志”的军官为副营官，选天津、广东武备学堂毕业生为副哨官，提升职务也主要以能力为重，并能接纳外来新鲜思想，治军以“开明”著称，注重开启“兵智”使之“明理”。并特别强调选拔忠国家爱百姓的青年，这些动机的结果使湖北新军的人员构成相对广泛而进步，观念显得较为开放，国家观念强于忠君观念，为后来革命党人在这支军队中活动创造了充分条件。
其次，选拔时贯彻“练兵之道。养兵为先，兵资饷以为生，饷视兵而尤重，故筹饷为练兵根本”的方针，要求“额必足，人必壮，饷必裕。”军队待遇大大高于其他旧军队，吸引了大量的社会中下层青年投军，通过选拔的青年大都出身贫寒而有真才实学，经历过晚清普通人面对的沉重压迫剥削，了解民间疾苦，同劳动人民之间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亲身感受过外国侵略给中国社会造成的巨大灾难。这样选拔而得的青年多对晚清现实有所不满，对未来有所期盼，这使得湖北新军倾向与改变现状，有志于寻求国家个人的出路。而后随着张之洞的离任和财政危机的加深，当初开出的高额饷项越来越难以为继。湖北军费开支更加窘迫。1911年初，新军“一镇之外，已属勉力供支，一协之饷竟致全归无著”，5月以后，军官减薪40%，士兵减饷约20%一30%。拖欠乃至大幅度削减薪饷引起官兵极大不满。这些都为后来辛亥革命中，湖北新军迅速倒向革命派埋下了伏笔。
第三，在募兵方面，张之洞把文化素质作为一项重要条件，不仅予以明文规定，而且逐渐提高要求。他手订湖北练兵要义，第一条就是“入营之兵必须有一半识字”。1898年，他在把工程队扩充为工程营时，规定“专选二十岁以下兼能识字者方准收入”。两年后，更要求新募之兵“实能识字写字并能略通文理”。 在此思想指导下，湖北新军成为各支新军中文化素质最高的部队。这些规定充分说明张之洞对新军文化素质的高度重视和对知识青年的热忱欢迎。湖北新军也确实招收到大批知识分子，“秀士入营者颇多”。1905 年，该军在黄陂募兵 96 人，藉中竟有禀生 12 人。秀才 24 人。其他地方的情况亦大致如此。较高的文化素质使不少官兵具备接受新的社会政治思潮的知识基础，进而最终走上革命道路。
最后，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造成了很大的动荡，这从清末举人刘大鹏在日记中可以看到：“下诏停止科考，士心涣散，有子弟者皆不作读书想，别图他业，以使子弟为之，世变至此，殊可畏惧。”大批的知识分子从封建营垒崩坏中被抛到十字街头，他们对清政府不满，对现状更不满，这些怀着很强不满情绪的知识分子走投无路，大量投入张之洞所创的湖北新军，秀才当兵，已成普遍现象。这些人后来几乎全部接受反满革命思想，加入了科学补习所、日知会、共进会等革命团体，成了彻彻底底的革命派。
结局，压抑了巨大的不满情绪，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装备着精良的现代化武器。这就是多年前选拔标准打造的湖北新军，张之洞也许不会想到，这支他一手选拔的精锐之师与其说是清政府的顶梁柱，不如说是皇帝座下一只随时都有可能爆炸的火药桶。本想振兴清朝的国本，却培养了革命的力量。不可不说，湖北新军的选拔标准客观上对辛亥革命成功有着巨大的积极意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了，湖北新军成为了向清王朝打响“第一枪”的首义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