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康梁不同政治景遇之性格分析
辛亥革命网 2011-03-24 00:00 来源：求索 作者：黄跃红 王明德 查看：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康有为梁启超此际心情是复杂的：是为革命爆发而震惊，为革命成功而惊恐，为与革命派对立而惶恐？还是为清廷灭亡在即而惋惜，为清廷不用其言而愤恨，为君主立宪制不能实现而痛心？抑或兼而有之？何去何从，他们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时事迫人，还是梁启超脑筋转得快，他根据国内急遽变化的形势，立即制定出‘和袁，尉革，逼满服汉’的行动方针。就八字方针而言，应当说是康、梁一派根据辛亥革命爆发后的新形势而提出的新行动纲领。其目标就是要利用袁世凯的实力，抚慰南方革命党人，从而操纵局势，“乘此而建奇功”。这是一个顺应形势发展的策略转变，符合康、梁一派的实际。他们在海外虽有一定的影响，但在国内始终没有立足之地，欲有所作为，还得利用袁世凯，笼络革命党，周旋于诸强之间。
民国建立，袁世凯做了大总统。袁有意拉笼梁启超，故频频邀梁回国参政。1912年10月梁启超回国，受到各界的热烈欢迎。“仳次项城致敬尽礼，各界欢腾，万流辏集前途气象至佳也”，真出乎他的意料。1913年，梁在袁世凯的支持下联合共和、统一、民主三党组成进步党，以与国民党抗衡。作为进步党支持袁氏的回报，进步党人熊希龄奉命组阁，梁启超、汪大燮、张謇分别出任司法总长、教育总长、农商总长，组成“第一流人才内阁”。其后，梁又出任币制局总裁。梁启超悉心扶助袁氏，本想“带着袁世凯走上政治轨道，替国家做些建设事业”，实现他的宪政目标。。不想袁世凯倒行逆施，使他失望到了极点。回国时的踌躇满志化为乌有，他只得伤心地离开政坛。及至袁氏帝制自为，梁启超再也不能沉默。他奋起反对袁氏的逆行，力劝袁氏不要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并在（大中华》杂志上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公开反对变更国体、复辟帝制的行为，这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他随后南下，与学生蔡锷发动护国战争。在全国人民的反对下，袁氏的皇帝梦破灭，并在众人的骂声中死去。
与弟子梁启超相比，康有为在辛亥革命后显示出一种迥然相异的风格。虽有“和袁”之策，可他决不与袁共事。先是袁世凯积极笼络他，打电报请他回国，他不为所动，以“十不忍”回绝了袁的邀请。回国后，袁又三电礼聘，都被康回绝。既不为袁所用，又被革命党拒之门外，便以在野的身份，发表政见，提出治策，组织孔教会，提倡尊孔读经，可谓是不甘寂寞。政治上坚持君主立宪，在君主立宪主张无法实现时，又改主虚君共和。与君主立宪相比，虚君共和主张是个改进，但在民主共和成为大势所趋的情况下，抬出一个抽象的君主作为传统精神的象征，显然不合时宜。不过从民国初年的混乱情况看，康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有一定的根据。正是由于政治主张的差异，他才以挑剔的眼光看待民国，把民国种种不尽人意的地方归咎于民主共和制度的不良和不用虚君共和制度的结果。
在袁世凯复辟帝制问题上，康有为采取了反对立场，并积极投身于倒袁斗争中，“康有为、梁启超、潘若海等在沪集议，成以为倒袁必须举兵，不举兵，即无以倒袁”。康还派谴弟子潘若海到南京劝说江苏都督冯国璋保持中立，派弟子徐勤回粤讨袁，并电请蔡锷先收川蜀，再出兵武汉。一般论者认为康反袁氏的目的不是出于护国，而是想先打倒袁氏，再由逊帝溥复辟仪。但不论其讨袁护国出于何种目的，其客观作用还是应当肯定的。或许是不甘心清朝就此灭亡，或许出于对民主共和制的敌视和对虚君共和制的向往，1917年，张勋拥戴宣统复辟，康有为参与其中，并被授以弼德院副院长之虚职。康参与复辟之事，据说是为了实现他的虚君共和主张，若如此，便与张勋一伙不同。但由于被排斥在权力核心之外，其主张自然不能实现，只落得一个复辟主谋、遭受通缉的下场。在张勋复辟问题上，梁启超与乃师站到了对立面。正当康有为为复辟事积极奔走之时，梁入了段祺瑞幕府，充当了一名反复辟军的参谋。《反对复辟电》就出自梁之手。通电说：“此次首造谋逆之人，非贪黩无厌之武夫，即大言不惭之书生”。矛头直接指向张勋和康有为文、武二“圣”。后又发出《代段祺瑞讨张勋复辟电》。据说，当时有人就问梁启超：“不为令师留丝毫地步，其于师弟之谊何？”梁启超回答说：“师弟自师弟，政治主张则不妨各异，吾不能与吾师共为国家罪人也”。复辟失败后，康有为对梁启超恨之入骨，写诗骂梁说：“鸱枭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守关。逢蒙弯弓专射羿，坐看日落泪潸潸”。意为梁氏违背伦常，禽兽不如。至此师弟二人反目成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