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孙中山等人的反思看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

　　20世纪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之一的辛亥革命，至今已过去100年了。一个世纪以来，人们对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作过许多研究和分析，其中毛泽东的分析最鞭辟入里。他说：“辛亥革命没有成功，失败了。为什么失败？就是因为孙中山的领导集团犯了错误，有缺点。关于这一点，孙中山有过自我批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上曾经说，当时向袁世凯妥协是不对的”[1]。这里所说的“孙中山的领导集团”，指的是他领导的我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其实，在辛亥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和同盟会的老党员，也都对这次革命的失败做出了反思。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反思，不仅主要集中在二次革命失败后重建“中华革命党”和改组国民党等资产阶级政党建设的关键时刻进行的，而且也都是围绕党的建设来展开的。这就告诉我们，没有建设一个坚强的政党，是辛亥革命失败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教训。

　　国民革命没有“以革命党为根本”，是辛亥革命失败的首要教训

　　“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2]。无产阶级革命是这样，资产阶级革命也是这样。中国资产阶级革命面临的任务异常艰巨、形势十分复杂、革命的敌人相当强大。要取得革命的胜利，需要有一个严密的、团结的、坚强的资产阶级政党，作为这个革命的领导核心。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没有建设成为一个严密的、团结的、坚强的战斗组织。对此，孙中山自己也看到了。辛亥革命特别是二次革命失败后，他在反省和总结经验教训的时候，不无痛惜地指出：“真中华民国由何发生？就是要以革命党为根本，根本永远存在，才能希望无穷的发展。譬如一棵大树，只要根存在，那怕秋冬时他的枝叶凋落，一到第二年春天，他就会发生新的枝叶，还要一年茂盛一年。我们中华民国算是一棵大树，我们革命党就是这树的根本，所以我们要格外留意，将根本好好培植。”[3]。他认为，二次革命的失败，既“非战之罪”，亦“非袁氏兵力之强”，“乃同党人心之涣散”[4]。在《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中，他也认为，国民党“其所以久而不能成功者，则以组织未备、训练未周之故。”

　　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是适应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需要而诞生的。然而遗憾的是，这个党并没有建设成为一个严密的政治组织，而自始至终只是一个松散的“同盟”。正如《晚清七十年》的作者所说的，“它是许多革命小团体（加上许多革命单干户）所联合组织的一个革命大同盟或革命大拼盘”[5]。

　　同盟会是由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黄兴、宋教仁领导的华兴会和蔡元培、章太炎等领导的光复会联合而成的。这三个组织，宗旨倒是相近，但其成员都是“集体加入”同盟会，没有分别履行入会手续，再加上三个团体是联合，而不是严格意义的“合并”。在同盟会成立后，其原来的团体依然存在，这就使得同盟会的组织很不严密。加之同盟会章程第五条规定：“凡国人所立各会党，其宗旨与本会相同，愿联为一体者，概认为同盟会会员，各激入会捐一元，一律发给会员凭据”。也就是说，无论何种会党的成员，只要其与同盟会宗旨相同，交纳一元会费，不用履行其他任何入会手续，就可以成为同盟会的成员。

　　由于同盟会没有建设成一个严密的政治组织，而是一个“革命的大拼盘”，加入同盟会的人往往还保持着双重会籍，“这样一来许多盟员就要发生‘双重忠诚’（doubleallegiance）的问题。一旦这双重忠诚发生抵触，盟内党内就要闹分裂了”（[5]p511）。特别是同盟会与光复会之间的矛盾，在整个辛亥革命过程中始终没有停息，有时甚至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例如，同盟会的陈其美与光复会的李燮和同时在上海策动武装起义。上海克复后，陈其美置李燮和于不顾，自称上海都督；李大怒，拟起兵攻陈；后李率部据吴淞，称吴淞都督，与陈相抗衡。在广东，同盟会与光复会之间，也是“不能调和，日生轧轹”，乃至孙中山不得不专门发了《致陈炯明及中国同盟会调和党争电》。像这样一个政党，怎么可能领导一场如此复杂和艰巨的革命到胜利呢？

　　一个革命政党要领导革命到胜利，必须有一个有权威的、团结的、统一的、坚强的领导核心。然而，同盟会却始终没有形成这样一个核心。同盟会成立时，其总部远在日本东京，根本无法对国内的组织实施领导；同盟会的主要领导者孙中山、黄兴把主要精力放在筹款和西南各省的武装起义上，也没有对同盟会各地方组织和整个同盟会的建设实施领导；武昌起义的领导人蒋翊武、刘复基、孙武、王宪章等等，没有一个是有很高威信的领袖式的人物，因此，武昌起义胜利后，他们不得不推黎元洪为都督。孙中山凭借他创立同盟会并提出三民主义的纲领，在同盟会内有很高威信。然而，孙中山回国后，宋教仁欲自为“执政”，与张謇、熊希龄等人相结纳，托章太炎为其制造舆论；章太炎则贬低孙中山，说“若举总统，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以德则汪精卫”[6]，根本不把孙中山放在眼里。武昌起义的一些领导人，也因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未安排做大官而大骂孙中山为“海贼”，“他们各有私图，而且高唱‘应建都武昌’，以排斥南京政府；高唱‘革命成功，革命党消’，以瓦解革命的向心力；高唱‘中国建设非袁莫属’，无视孙、黄及同盟会核心人物”[7]。各省革命者支持孙中山，但并不信任孙中山可以领导革命到胜利。据黎照寰等《对于〈孙中山辛亥南北议和时的口头两个指示〉一文的质疑》（见《广东文史资料》第19辑）：在“各省代表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时，就曾决定请孙中山致电袁世凯，表示如果袁世凯承认共和，孙中山当即辞职”。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黄兴、宋教仁等，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也往往与孙中山意见不一。这样，在同盟会内部，虽然孙中山有较高的威信，但却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团结统一、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靠这样的党领导革命，不失败才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