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立军运动”中和武昌起义后吴禄贞活动试析(2)

　　人们自然不曾想到，在1901年以后，唇枪舌剑杀得难解难分的革命派和改良派，此前还有过一度的联缘。如果说在挽救民族危亡，促使中国民富国强这一点上，革命派与改良派有合作的可能性的话，那末，戊戌政变的鲜血淋淋的教训，使改良派内部发生分化，也就加大了这种可能性。康有为的固执冥顽，毕竟于沦落异邦茕茕孤寡的现实无可奈何，这就使得改良派不能不考虑他们的政治前途。彷徨、动摇、抉择，是这一时期改良派的明显特点。在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努力下，连“梁启超、韩文举、欧榘甲等”也“渐赞成革命，……因有联合组党之举”(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第8页。)。1900年猝发的民族危机，也就成为革命派和改良派走向联合的楔机。即使“康、梁两先生之主张，虽与唐、林有所不同，”但是，“舍之而势更孤，遂与合作”(《忆麦孺傅先生》张篁溪遗稿，《戊戌变法》丛刊资料第四册第283页。)。于是，唐才常在康有为的资助下回国举事，兴中会便派吴禄贞等人回国参与自立军运动。

　　吴禄贞等兴中会员认为“才常既然翻然来归，改变他的趋向，皈依国父，从事革命大业，就暂辍学业，和才常一同秘密归国，运动长江各地独立”(《革命先烈传记》国民党中宣部编，民国三十年九月。)，以便同珠江流域的武装起义相呼应。在东京，孙中山、梁启超也握手言欢，为他们回国饯行；在国内，兴中会员也同保皇会员共谋戎机，同座商谈。但是，政治宗旨上的根本分歧，使之无法求得一致，随着自立军运动的发展和失败，他们本来就不甚融洽的合作关系，也就溘然消逝，化为过眼云烟。因此，唐才常召开国会于张园，打出“忠君保皇”的旗帜，章太炎“愤然剪除辫发，以示决绝”(《革命逸史》初集第54页，参见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109—110页。)，秦力山“亦以才常起兵用勤王号，名义不顺，……遂与梁启超绝”(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42页。)；吴禄贞在大通见到“讨贼勤王”布告，也“愤慨赴日本复学”(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42页。)。

　　做为兴中会和保皇会的联合，在当时自然有一定的意义；做为吴禄贞本人来讲，组织上以兴中会员的身份参与了自立军运动，政治上并没有与康、梁之徒同流合污，这是值得称道之处，更谈不上是“追随立宪派”了。至于兴中会为什么没有掌握自立军运动的领导权，使之朝着趋于革命的方向发展，就非本文所能谈及了。

　　二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革命党人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到11月下旬，除直隶、河南、甘肃三省外，各省纷纷宣告独立。此间，吴禄贞参与了“滦州兵谏”，组织了“燕晋联军”。从现象上看，“他手握重兵，身居战略要地，却不愿高举推翻清廷的义旗，……武昌起义爆发二十多天，才决定作有限的行动”，岂非“直到临终也没有抛弃‘拥护清室’的旗帜”么(《论滦洲兵谏与士官三杰》，见《历史研究》1981年第1期。)？

　　阶级斗争的发展水平，归根到底受着社会经济的制约。近代中国的民族资本企业，首先在南方生长和发展。甲午战争后，南方的民族资本企业获致初步的发展，而北方还处于襁褓时期。1859年，全国纱锭174，564，上海占76．7％；武汉占23．3％；1909年，全国纱锭增加为497，448，上海占29.8％；武汉占19.3％；无锡占3．4％；南通占8．7％(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655页。)。情况略有变化，但四大城市依然是全国纱厂企业的主干。民族资本经营的纺织和食品工业，从1872年陈启源继昌隆缫丝厂诞生起，到1894年宁波严信厚通久源纱厂，共设厂30家，基本上都分布在五口地区，(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转自《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404—405页。)北方是绝无仅有的。如此不完整的经济统计数字，远非社会经济的全貌，但管窥蠡测，也可大体看出南北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由此产生的则是南北社会政治、思想、风气相应的差异。具有近代意义的“开发民智”的报刊，对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新思想的启蒙，起着直接的作用。自1902年上海《苏报》始到1909年几年间，《国民日报》、《女苏报》、《华新报》、《白话报》、《俄事新闻》、《警钟日报》、《神州日报》等遍及南方大中小城市及乡村。宣传革命更为激进的《民报》、《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等报刊，虽在国外出版，影响所及也是不可低估的。可是，北方的《国光新闻》、《国风报》等少数报刊，只是从1909年到1911年才由归国留学生创办起来，并时常遭致统治者的梗阻，同“言论激昂，抨击无所忌讳”(喻的□《樗园漫识》341页转引刘望龄《辛亥革命前后的武汉报纸》。)“收效甚宏”(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转引刘望龄《辛亥革命前后的武汉报纸》。)的南方报刊，是无法比拟的。社会经济、政治、思想、风气诸方面的差异，决定和影响着阶级斗争发展的不平衡性。从1899年到1913年间，全国有统计数字的手工业工人罢工为31次，大都发生在江、浙、宁地区(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统计资料》第二卷，615—616页。)；辛亥革命前，属于革命党人领导的十数次武装起义，都发生在南方地区，北方人民的反抗斗争，除局部地区的收回权利运动外，基本上没有摆脱一般的农民斗争形式。历史运动既然是群众的事业，就必然同群众的思想、觉悟和斗争水平相联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论民族自决权》，《列宁全集》二十卷，401页。)。吴禄贞的活动正是在上述社会经济、政治条件下展开的。如此论述，并非要引出一个绝对的结论：武昌起义后，北方只能出现“滦州兵谏”，除此以外，盖莫能属。武昌起义后，10月22日和29日，陕西、山西新军相继独立，这同吴禄贞的活动及其“滦州兵谏”形成鲜明的对比，岂非同根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