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武昌首义史（连载1）(2)

　　序

　　湖北是声色壮丽的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重要舞台。这里曾经是林则徐（1785-1850）推行禁烟运动的起点，太平军与湘军反复较量的战场，洋务派后期巨擘张之洞（1837-1909）实施“新政”的基地，自立军起义并惨遭屠戮的处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里一度成为大革命的心脏、国民政府的所在地，继之又是土地革命最活跃的区域之。当人们历数湖北近代发生的重大事件时，都不会忘记，二十世纪初叶，反清革命运动曾在这个省份风起云涌，省垣爆发过结束中国两千年专制帝制的新军起义辛亥武昌首义。

　　郭沫若（1892-1978）在谈到作为武昌首义导火线的四川保路运动时说过：“这件史事在中国发展史上，它不仅是唯物史观的一个绝好的例证，而且它还明白地指出了将来的中国的去向。”因此，郭氏希望“叙述中国社会发展史的人”，对保路运动“有值得十二分留意的必要。”①笔者以为，辛亥武昌首义同样是“唯物史观的一个绝好的例证”，同样“明白地指出了将来的中国的去向”，它当然也应该引起我们“十二分留意”。同时，这段史事浓郁的地方色彩，对热爱乡邦的人们更有着特别的魅力。三烈士纪念碑、彭刘杨路、首义路、起义门、阅马场湖北军政府旧址、拜将纪念碑、蛇山头黄兴铜像等首义胜迹，是我们这些“老武昌”从幼年时代起便经常留连徜徉的处所；至于首义先烈的故事，连同其中包蕴着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精神，则通过前辈的讲述和书本上的文字，如同“润物细无声”的春雨，滋润着我们的心田。正是这一切，使我形成了对武昌首义的惓惓情怀，它驱使自己从致力史学工作之始，就有意研究这段悲壮而又曲折多致的历史。正当我在探寻辛亥武昌首义史的升堂入室之径时，大约是在1980年春天，结识了长期从事辛亥革命史料搜集整理工作的贺觉非先生（1910-1982）。记得一次贺老在读罢我所撰写的有关武昌首义史的论文后，笑着说：“吾道不孤”，随即介绍他经营多年的“辛亥武昌首义史稿”，谦称是“资料长编”，是“砖头瓦片”，希望与我合作成书。应贺老之托，1980年秋我赴北京，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取回贺老文稿，并结识近代史所耿云志、杨天石、王岐山等同志，相与切磋辛亥革命史诸论题。近汉后，即开始同贺老合作。由于贺老的热情谦和，他以七十高龄，与我这个晚辈结成了“忘年之交”。直至1982年11月18日贺老辞世，我们一直在融洽的气氛中通力协作。其情其景，至今忆及，仍鲜明如昨。

　　1980年秋，我接过贺老提供的6章草稿后，主要做了以下工作：补写若干章节，共成章；并对原有篇章加以改造，增添必要的考证和义理辨析，力求行文畅达；贺老去世后，又对稿作通盘改写，利用近年发现的新史料，如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齐的《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中、下三卷，卞孝查、唐文权编辛亥人物碑传集》十五卷（团结出版社1991年版）等，据以对旧说的几个关键处作了修订：（一）原将科学补习所视作第一个武昌革命团体，修改为吴禄贞主持的武昌花园山聚会为第一个武昌革命团体二）原将汉口宝善里失事时间定在辛亥八月十七日（1911年10月8日），订正为辛亥八月十八日（1911年10月9日）；三）对武昌首义发难单位及打响第一枪等史事加以详证辨析四）原称黎元洪任鄂军都督事出偶然，订正为：起义前的辛亥五月（1911年6月）文学社、共进会已议及以黎为都督人选，故首义后拥黎作都督，并非偶然。贺老九泉下不知赞同这些修订否？

　　辛亥武昌首义作为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尤其是作为民国的开国故事，从发生之始即有记述文字出现，以后又续有史编。武昌起义不久，苏生撰《中国革命史》面世。翌年（1912有渤海寿臣辑录、保正五族民报社印行的《辛亥革命始末记》，上海有正书局出版的王笑生编《中华民国大事记》，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郭孝成编《中国革命纪事本末》，咏簪（龚霞初）的《武昌两日记》。民国元年六月（1912年7月），湖北军政府建立“湖北革命实录馆”，任命谢石钦（180-1956）苏成章（1878-？）为正副馆长，王葆心（1867-1944）为总纂，撰《湖北革命实录长编》，略具武昌起义史稿初基。该实录馆还征集多位首义参加者的回忆录。这些文本交存湖北军政府，又几经辗转，终由湖北人民出版社于1981-1983年以《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中、下三卷出版，此为辛亥首义史资料之渊薮，其中汇集首义前后革命党人及清方的相关文件以及首义人士的早期（1912-1913年间）回忆首义经历的文字和传记，较具初原性，可据以辨正后来的种种讹传。

　　自20世纪20年代以降，辛亥首义人士撰写多种纪实文字，有的已粗具“首义史”规模。较重要的有：居正（1875-1951）的《辛亥札记》(1929年初版，1944年更名《梅川日记》重刊，1947年上海大东书局再版），曹亚伯（1875-1937）的《武昌革命真史》（中华书局1937年版）章裕昆（1889-1937）的《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1944年初版，三联书店1952年重印），张难先（1874-1968）的《湖北革命知之录》（商务印书馆1948年重庆版），胡祖舜（1885-1948）的《武昌开国实录》（武昌文华印书馆1947年版），李廉芳（1878-1959）的《辛亥武昌首义记》（湖北通志馆1947年版），杨玉如的《辛亥革命先著记》（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张国淦（1876-1959）的《辛亥革命史料》（海龙门联合书局年版），邱文彬的《辛亥阳夏起义史略》（河南民国日报社1939年刊本），辛亥首义铁血伤军委员会编《辛亥首义开国史迹》（武昌文华印书馆1948年印行）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辛亥革命史为史学界所重视，有关论著纷至沓来，如陈旭麓的《辛亥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吴玉章的《辛亥革命》（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林增平的《辛亥革命》（中华书局1974年版），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三册（人民出版社1980-1981年版），金冲及、胡绳武的《辛亥革命史稿》四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1991年版），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第1编（中华书局1982年版），诸书都有关于辛亥武昌首义的展开论述。熊守晖的《辛亥武昌首义史编》（台北中华书局1971年版），吴剑杰的《辛亥革在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皮明麻等的《辛亥武昌首义事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等书则直述武昌起义。此外，日本、苏联、美国学者也有相关论著多种。

　　本书参酌先哲时贤著述，直采各种第一、二手材料，兼取多年来首义老人的采访，断以己意，草成是篇，试图比较真切、完备地记述辛武昌首义的背景、过程、终局，以载记、考证为务，于要处稍加理论辨析故不敢以创作自命，借用司马迁语：“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谓作也”。

　　本书公元纪年皆用阿拉伯字，阴历皆用汉字数码，以示区别。所资料，除已刊文献外，还“谈话记录”若干条，这是从贺老年代访辛亥老人所作笔记中摘引出来的（据贺老说，1960年前后，湖北有在的辛亥老人六百人之多），有些则取自我于年代初访问硕果仅的辛亥老人赵师梅（1894-1984）、喻育之（1889-1993）等的笔录。这些“口述史料”虽然不一定精确，但与传世文献材料相互对照，毕竟参考价值。更重要的是，与当事人交游、切磋，除有知识性的获得外，可以凭添一种历史现场感，这正是著史者孜孜以求的。宋安华同志本书辑录了“大事略表”，并核对部分引文；结稿阶段，周积明同志曾助工作；地图系涂成焱同志根据辛亥老人李白贞（1886-1966）所绘图改制；本书照片多由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纪念馆提供。湖北人民出社明林昌等同志为本书付出大量劳动。谨向这些同志和单位表示衷谢忱！ 

冯天瑜

1984年9月16日撰毕于武昌宝积庵

2006年2月8日修订于武昌珞珈山麓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