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民元临时工商会议演说词平议(3)
辛亥革命网 2011-04-28 00:00 来源：《历史研究》 作者：朱英 查看：
关于中国人怎样认识和克服自身的弱点，有效地仿照欧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办法，创办大规模股份有限公司，梁启超根据自己对晚清各类公司的观察与了解，提出了独到的见解。首先，他认为中国人的性质特点不利于股份有限公司的正规运作并取得成效。由于国人长期缺乏“监督政府之心，非常懒惰”，因而作为公司股东也“无监督之心理及其能力”，“对于公司向来冷淡，惟其视公司冷淡也，于是有种种之弊窦”，故而中国人亟应增强监督之心理与能力。其次，他指明股份有限公司的组织特征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共和政体，“股东大会即一国之国会”，“董事即一国之国务委员”。因此，“有能运用共和政体资格之人，然后可以运用此公司”，而中国却恰恰缺乏具有此资格之人，这成为阻碍中国创办大公司的一大缺陷。揆诸史实不难发现，将股份有限公司比之于共和政体，进而指明中国人缺乏共和精神而妨碍股份有限公司的运作，在当时的各种有关论述中尚不多见，恐怕只有梁启超这样的政论家才能有此认识。他在1910年撰写的《敬告国中之谈实业者》一文中，还曾指出：股份有限公司“必在强有力之法治国之下乃能生存，中国则不知法治为何物也”；“必责任心强固之国民，始能行之而寡弊，中国人则不知有对于公众之责任者也”；“必赖有种种机关与之相辅，中国则此种机关全缺也”。可见，梁启超以其政论家的眼光，较早即对创办股份有限公司发表了独特的见解。
其三是人才问题。梁启超素来重视人才的作用，对于振兴实业，他认为专门之人才不可或缺，尤其是创办大公司“必有非常明了廉干之人才，始足以当其总理”。至于怎样解决人才缺乏这一难题，他指出一方面由于中国的实业人才十分缺乏，应设法创办工商实业学堂加紧培养；另一方面，又要善于使用为数不多的工商业人才。对于那些在国外学习实业的留学生，回国后应给予优厚待遇，使之尽力施展才华经营实业。欧美诸国“凡一公司之内，自总理以至下级之人，无不由学校出身。尽举其学校出身之人，而入之公司之中。我国则不然，前清时代之教育，则尽促各种人才而入于作官之一途”。其结果是虽办有各种公司，却因“以纯然不知工商业之人而办理公司，又何怪乎其公司之不发达也”。
以上即是梁启超在临时工商会议开幕式演说中所阐述的发展实业所必须先行解决的三大问题。就如何振兴实业而言，他所提出的这三个问题可能并不全面，应该说还有其他许多必须解决的问题,而且梁启超所论述的三大问题也并非他人前此均未曾提及，其中的某些问题早已在工商界受到重视。但是，梁启超阐述这三大问题的角度却有其鲜明的特点，认识也不乏创见。更重要的是，他的这篇演说是在临时工商会议上面对全国工商界的代表所宣讲，因而其实际影响也更为显著。
三、实业发展离不开政治改良
除了阐述上面所介绍的三大问题，梁启超在临时工商会议开幕式的演说中，还较多地谈到政治改良与实业发展二者之间的紧密关系。而他在这方面的论述，也可以说是当时林林总总的实业发展论中颇具特色的独创性见解，并且对工商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关于政治改良对于实业发展的重要作用，梁启超在清末撰写的文章中已间有论及。他认为中国欲振兴实业，“非借善良之政治不能为功”，因而“首须确定立宪政体”。换言之，即中国欲求实业之振兴，必须首先实行政治改革。可见，梁启超较早即意识到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
在临时工商会议的演说中，梁启超又以较多的篇幅对这一问题作了更为全面的论述。他指出:“凡一国之产业，未有不与政治相关系者。政治不良之国，产业必永无发达之一日。”在具体论证这一结论的过程中，他首先是以欧美诸国为例从正面加以阐释，指明“欧洲各国近百年来，无论何国国民,无不努力以改革其政治。推原其故，未尝不是全世界经济现象变迁利害有以致之也”。正是由于欧洲各国注重改革政治，“产业发达之速，又未尝不与其政治比例而进”。接着，他又以晚清为例从反面说明，由于政治专制，人民无从过问政治，政府与人民上下隔阂，从而导致“政府拟办国利民福之事,亦不知几次，而无如一经开办，必至与人民毫无关系，徒然增人民之负担而已”，当然也就无法使实业获得真正的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