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大学堂并非变法失败后的唯一幸存者
辛亥革命网 2011-04-28 00:00 来源：《近代史研究》 作者：朱英 查看：
最近钱耕森先生在《京师大学堂何以幸存》一文中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但是，贯穿该文的一个重要说法，即慈禧太后与顽固派发动“戊戌政变”，一举镇压了维新变法之后，很快“进行了全面复辟，把变法的所有新政统统废除”，只有“京师大学堂成为‘戊戌政变’后唯一的幸存者”，实际上与当时的史实不无出入。
众所周知，经济方面的改革是戊戌变法的重要内容，有关的不少变法措施，包括新设立的一些机构，在变法失败后不仅仍然存在，而且继续获得发展。例如商务局的情况即是如此。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光绪皇帝根据总理衙门奏折颁发上谕，强调“商务为富强要图，自应及时举办。前经该衙门议请由各省会设立商务局……即著各督抚率员绅认真讲求，妥速筹办，总期联络商情，上下一气，毋得虚故事，并将办理情形迅速具奏”。稍后，光绪又曾就设立商务局之事，谕令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选派通达商务明白公正之员绅，“试办商务局事宜”。显而易见，创立商务局是戊戌变法期间经济改革的一项重要具体措施，并且在一些省份已经付诸实施。
那么，“戊戌政变”后商务局是否得以保留呢?结论显然是肯定的。政变之后，慈禧所派特使刚毅曾自行决定将上海商务局裁撤。但紧接着慈禧即谕令刘坤一在上海重设商务局。刘坤一马上委派张謇和湖北候补道刘世珩“驰赴上海设局开办，总理其事，并选举各业巨商严信厚等为商务总董，分饬所属各举分董”，同时还在江苏省城江宁设立了江南商务总局。不仅如此，其他一些省份的商务局有的也是在政变之后设立的。除商务局之外，另外一些经济方面的变法举措，如新设的矿务铁路总局以及振兴商务、发展实业的政策，在变法失败之后也都得以保留并继续推行。
近年来，许多学者仍误将京师大学堂视为戊戌政变后仅存的变法硕果，并认为这是非常令人费解的不寻常现象，于是纷纷对此做出种种不同的解释。实际上，当我们了解到京师大学堂并非变法失败后唯一幸存的新政举措之后，将不会再视之为一种难解的奇特历史现象。同时，也不会一味地单纯争论京师大学堂何以能在变法失败后幸存下来。因为这场争论的前提并不存在，所以也无人们所期望的如此之大的学术价值和实际意义。我们更应该注重的是，跳出京师大学堂的单一狭小视野，从更广阔的范围探讨为什么在变法失败之后，一部分新政举措得以保留，而另一部分却被取缔，这样才能更为准确和全面地认识戊戌变法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脉络。
还应指出的是，慈禧的态度与决策在当时确实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京师大学堂和其他新政措施的保留，均与慈禧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但如果我们仍然完全沿袭传统观点，简单地认为慈禧是封建顽固派的首领，自始至终都坚决反对所有变法新政，将不但难以对变法失败京师大学堂的保留做出真正令人信服的解释，更无法说明其他某些变法措施能够继续推行的原因。
揆诸有关各方面的史料可以发现，认为慈禧自始至终反对所有变法新政的说法也是值得推敲的。前些年，史学界已有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慈禧的言行表明，她并非完全反对改革，并且还一定程度地支持光绪进行变法。可以说在维新变法的过程中，慈禧不仅一定程度地赞成包括创办京师大学堂在内的兴学举措，而且也支持推行振兴商务、发展实业的改革措施。即使是戊戌政变之后，她的这种态度也未发生根本变化。例如她仍认为“大学堂为培植人才之地”，应继续兴办，另还曾强调“商务为当今要图”，要求“凡有益于国、有便于民者，均应随时兴办，以植富强之基”；并命刘坤一、张之洞等封疆大吏在上海和汉口等处联络工商，“讲求工厂制作、商货销路等事”，“督率在事各员，加意讲求，认真经理”。当，慈禧对相当一部分变法措施也持反对态度，尤其是政治方面的变法举措，大多危及到她的统治地位或是以其为首的利益集团，因而在戊戌政变后基本上都被废除。她赞同或支持的新政举措，则有一部分得以保留。当我们对慈禧在戊戌变法期间及之后的这种态度有所了解之后，自然不会认为变法失败后京师大学堂(包括其他一部分新政措施)能够得以保留，是令人费解的不寻常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