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陈独秀“反封建”命题评析(2)

　　福泽的另一代表作《文明论之概略》（1875），参照英国史学家伯克尔的《英国文明史》、法国史学家基佐的《欧洲文明史》，从历史进步主义出发，将世界历史进程分为“野蛮半开化文明”三阶段⁹，而封建制是“半开化”的社会形态，要从“半开化”走向“文明”，必须反封建。《文明论之概略》第五章分析幕末的“攘夷论”和“王政复古论”，认为当时进步的智力集团高倡此两论，“真正目的既不是复古，也不是攘夷，而是利用复古攘夷的主张为先锋以声讨根深蒂固的门阀专制。”¹⁰福泽进而指出：

　　由于全国的智力，形成了舆论，舆论之所归，促进了政府的改革，废除了封建制度。¹¹

　　这就清楚地指出，明治维新的精义是“反封建”。

　　与福泽同时期的启蒙思想家西周对封建制的评析深入到哲理层面，他从“政教之所别”的观点出发，批评来自“汉土”（即中国）的“儒教”、“孔子的教”¹²。这种“儒教批判”和“孔子批判”，在明治间的日本，是与“封建批判”相为表里的，因为，日本江户时代的封建制度（表现为幕藩体制）是崇儒尊孔的，儒学（朱子学）与国学是其两大精神支柱。故明治间的“反封建”伴随着“儒教批判”和“孔子批判”。这一格局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陈独秀。陈氏五四时期的反孔批儒，是这种影响的外化。

　　有“东洋的卢梭”之称的中江兆民也是反封建的健将，他19世纪70年代撰《民约译解》，阐释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民约论》，高倡“自由之权”与“共和主义”。80年代在《东洋自由新闻》、《东云新闻》发表大量抨击封建专制的文章，提倡士、农、工、商“四民平等”，鼓吹“君民共治”论、“地方自治”论。中江1887年著《三醉人经纶问答》，以洋学绅士君、豪杰君、南海先生三人对话形式，尖锐抨击“君相专擅”制度，赞扬民主制、共和制。中江把君主专制与封建制作近义词使用，均指日本前近代制度。又把尊君思想称为“封建遗物”¹³，将“封建制度”与郡县制对应使用。中江晚年的名篇《一年有半》的第章，把日本封建制度的突出表现——等级制、家族制及其生活方式的刻板僵化，比喻为“全国人民几乎一概变成了化石”。

　　反对封建等级制和蒙昧主义是中江众多论著的鲜明题旨，这给陈独秀留下深刻印象。《民约译解》是20世纪初留日中国人争相传阅之书，经由此书，高张“反封建”旗帜的法兰西大革命为日中两国知识分子所知晓，陈独秀追慕法国革命，也由此发端。《三醉人经纶问答》1904年摘录刊登在《平民新闻》上，与《一年有半》同为世纪初新锐的反封建之作，也是此时游学日本的陈独秀研读之书。

　　活跃在日本文坛的论者谴责“封建”的还有多人，如加藤弘之撰《真政大意》（1870）、《国体新论》（1875），用力批判封建政治。植木枝盛在“自由民权运动”期间发表“民权论”、“民权自由论”，是在“反封建”的旗帜下展开的。三宅雪岭、德富苏峰等人，明治末、大正初的言论，也与福泽、加藤、中江基本同调。在这些有着启蒙倾向的论者那里，“封建”是陈腐、落后、非人道的集合体、代名词。其时的论者把“封建的”与“民主的”视为一组对应概念。与“民主的”近代理念相背反，“封建的”则是中古理念，一指等级森严的、垂直的人际关系，如主君与家臣式的主从关系，上位者片面拥有权利，独尊、专横，下位者片面承担义务，卑屈、盲从；二指蒙昧主义的意识形态，如绝对的忠主观念、孝行意识，施恩报恩观念¹⁴。

　　综论之，颇具法兰西启蒙运动风格的明治大正时期的启蒙思想家，将“封建”作为批判对象。而向往法兰西式的民主自由精神的陈独秀，恰于明治末、大正初游学日本，深受此种反封建的启蒙之风濡染。

　　陈独秀第五次游学日本期间（1914--1915），正值日本近代史上继“自由民权运动”（19世70--80纪年代）之后的第二次民主高潮，即所谓“大正德谟克拉西”（此名目始见于信夫清三郎1951--1952年所著《大正政治史》），而批判封建制遗毒，为这一民主运动的题旨之一，这无疑给陈氏以启示。

　　五四时期陈独秀高举“德谟克拉西”（民主）和“赛因斯”（科学）两面旗帜，显然与此相关。当旧营垒恶攻新文化运动时，陈氏理直气壮地回敬道，要拥护那“德先生”，以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以反对旧艺术、旧宗教¹⁵。这些观念与语汇都可以见到日本“大正德谟克拉西”的影响。

　　总之，以“反封建”作为近代民主运动的中心题旨，是陈独秀从日本“大正德谟克拉西”借来的一种法兰西式的激进主义表述。

　　三、陈氏“反封建”命题忽略了中、欧、日历史的重大差异

　　陈独秀五四时期发表的一系列“反封建”檄文，振聋发聩，提出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题旨，其启蒙意义，不可低估，更不容抹杀。然而，曾经发挥过现实战斗功能的命题，不一定都能经受得起学术天平的衡量，古今中外不乏此类例子。陈独秀五四时期移植日本明治—大正间的“反封建”命题，便属此类。

　　当我们把陈氏五四时高唤的“反封建”命题，置之历史学座标系中考量，即可以发现其概念的时空错置，而究其原由，是因为陈氏忽略了中日历史、中欧历史之间的一个重大差异：前近代欧洲与前近代日本相似，其社会形态是“封建”的，故“反封建”是欧洲及日本近代化运动的题中之义；而前近代中国却是“非封建”的，中国近代化运动的题旨应当另作概括。

　　明治以前的七百年间，日本处在封建时代，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都充满封建性内容，故作为近代化变革的明治维新，必须“反封建”。诸如“版籍奉还”（1869）、“废藩置县”（1871）即为破除封建割据。“征兵令”（1873）、“废刀令”（1876）等意在消弭封建性的武士阶层，以“四民皆兵”取代士族常职武事。而“华族家禄废止”等措施则终结了封建士族的特权，身份制随之废除，人们有了选择职业的自由。这都为以工业化为基本目标的近化化运动清扫了道路（当然，明治维新的反封建并不彻底，保留了不少封建遗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