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入华新教传教士译业述评(4)
辛亥革命网 2011-04-28 00:00 来源：史学月刊 作者：冯天瑜 查看：
傅氏在这里提出“名目”即译名问题，指出不可死守汉字及汉字词的古义，应当不断“生新”，而中国语言文字完全具备这种“无穷”的“生新”能力。傅氏预言，随着中西文化互动日多“新名目”，（即汉字新语）必将与日俱增。傅氏的这一论说，与两个世纪之前入华耶稣会士利类思在为所译《超性学要》写的序文颇有相通处，利类思称译事大难而又可为“文以地殊，，言以数限，反复商求，加增新语”，指出创译新词（“加增新语”）是翻译的必需，也是通过“反复商求”可以做得到的。
作为有着丰富的翻译实践的译者，傅兰雅还提出了译名统一与规范化问题。他指出，清代中外人士翻译西书因缺乏规划“故各人所译西书常，有混名之弊，将来甚难更正”。他特别举出基督教造物主的译名混乱的状况：
察各门教师称造化万物之主，有曰天主者有曰，上帝者，有曰真神者，此为传教第一要名，尚未能同心合意，通用一名，而彼轻气、淡气相混者亦不为奇焉。6（第二章）
有鉴于此，傅氏倡导统一译名的办法，如“作中西名目字汇”——
凡译书时所设新名，无论为事物人地等名，皆宜随时录于英华小簿，后刊书可附书末，以便阅者核察西书或问诸西人。而各书内所有之名，宜汇成总书，制成大部，则以后译书者有所核察，可免混名之弊。6（第二章）
傅氏通过这种努力，证明了中西“名目”的对译是可以走向规范化的。
傅兰雅不仅用文章阐述创制“新名目”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而且在翻译实践中摸索出一套“设立新名”的方法。他指出“名目”，（译名）是“译西书第一要事”，其方法第一是利用“华文已有之名”；第二是“设立新名”，其法有三：
一，以平常字外加偏旁而为新名，仍读本音，如镁、鉮、、矽；或以字典内不常用之字释以新义而为新名，如铂、钾、钴、锌等是也。二，用数字解释其物，即以此解释为新名，而字数以少为妙，如养气、轻气、火轮船、风雨表等是也。三，用华字写其西名，以官音为主，而西字各音亦代以常用相同之华字……6（第二章）
傅氏总结的这些创制新语的方法，行之有效。傅氏的译业实践也证明了以汉字新创词语，可以表述西书概念，同时又易于被熟知汉字文化的人们所理解与记忆。今日不仅钾、钠、锌等元素词被，中国人熟用，养气（后改作氧气）、轻气（后改作氢气）、火轮船（后省作轮船）也被中国视同本民族词汇，可谓达到异语文对接的“化境”。在傅兰雅从事译业的晚清，坚持“原语主义”、认定中西文化难以通约的西洋人居多，故反对用汉文翻译西书的声浪甚高，诚如傅氏概述的，“西人多以为华文不能显明泰西近来之格致，非用西方则甚难传至中国，此等人看局内译书之事（指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翻译西书———引者），不过枉费工力而已”。傅兰雅以一外国人身份，却能据理力争，认为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和主权国家，决无理由放弃自己的语言文字，他说：
况中国书文流传自古，数千年来未有或替，不特国人视之甚重，即国家亦赖以治国焉。有自主之大国弃其书文，而尽用他邦语言文字者耶?若中国为他邦所属，或能勉强行以西文；惟此事乃断不能有者，故不必虑及焉。6（第三章）
他还盛赞中国先进士人译介西学的积极性，称其“凡见西国有益学术，则不惜工费而译成书，以便传通全国”6（第三章），由此他看到了中西文化沟通的希望，认为西方人应当支持并参与中国翻译西书的事业，以促进这种沟通。而明清之际和晚清西书翻译的实践，以及中西文化在近现代日渐深入的互动，证明了异文化间存在着通约性，异语文间的术语意译也是可能的，从利玛窦（在徐光启、李之藻帮助下）到傅兰雅（在徐寿、华蘅芳帮助下）的译业便是异语文意义沟通的丰碑。
参考文献：
1 Early Protestant Missionary WritingsZ。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
2 Mrs。EliaA。Morrison Compiled：Memoirs of Life and Labors of Robert Morrison：Vol。1M。
3 容闳。西学东渐记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4 王韬日记Z。北京：中华书局，1987。
5 古吴困学居士。广学会大有造于中国说N。万国公报，第86册，光绪二十三年四月。
6 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M。光绪六年（1880）。
载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群联出版社，1953。
【作者简介】 冯天瑜（1942—），男，湖北红安人，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研究。
